历史学家章开沅请辞“资深教授”，引发社会持续关注。多少人汲汲于名利，为争一点福利待遇而煞费苦心，而他这一辞，到手的十万八万津贴就没了，副部级的诸多待遇也落空了。仅从这一点看，不为名利所驭，不做物质的奴隶，章先生已堪称高风亮节。

越过个人操守，章开沅请辞更是一面时代之镜，让我们看到一些原本熟视无睹、貌似合理的现象，其实是不合理甚至是荒唐有加的。章教授请辞的现实价值，就是不惜放弃个人的既得利益，将这些不合理摆上桌面，以个体的先行呼唤制度的突破。

人人都会老，常常藉作尊老爱老的出发点；而从人才使用的层面，人老是必须尊重的自然规律。公平世道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不管是黎民百姓，还是社会精英，不论是章开沅这般卓有建树的学者专家，还是毛泽东那样丰功伟绩的政治领袖，都无以避开生命规律的制约。作为精神修养，可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作为探索研究、治国理政必要基础的身体机能，却无可避免地日衰一日，年逊一年。

今年《人物汇报》封面登载过一幅历史照片：张玉凤搀扶着晚年的毛泽东。这与人们的历史记忆大相径庭，也让人深为震撼与痛惜。如果当年领导人有正常的退休制度，何至于将泱泱大国的治理压向一位年迈体弱、疾病缠身的衰老之躯。制度没有照应人老的自然规律，领袖也没有直面自身的实际状况，以致身在其位却力不从心，种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与治理失序，也就在所难免。违背人生自然规律的深刻教训就是，既有损于强加在老人身上的伟大事业，也实际上剥夺了他们安享晚年、善始善终的权利。

章开沅是研究辛亥革命的著名学者，也是华师的一面旗帜，做个终身“资深教授”也算名副其实。然而，当“资深教授”作为一种与学术科研资源、福利待遇挂钩的制度，其非理性、非正义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制度不仅会降低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阻碍新人脱颖而出，也将陷如此占有资源、享受福利的当事者于不义之境。对心清若水的学者而言，这样的享受就是有违心智的痛苦。

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大多可以概括为义利之争。利益的获取是否正当合理，道义的坚守是否心口如一，既是判断社会秩序健康与否的标准，也是引发各种矛盾的导火索。学者、专家与政治人物从事的具体工作有所区别，但思想与精神层面应该是一致的，即探索真知，追求真理，知行合一。如果一个以社会进步为己任的学者，却安享某种不利社会进步的制度待遇；一个视天下为公为使命的政治家，面对既得利益却畏葸不前甚或爱不释手，那就不能指望这个社会没有一点焦虑。

章开沅“请辞”的可贵之处，不在于能断然放弃一块令人羡慕的福利蛋糕，而是以学者的良知与操守，反省身在其中的体制弊端，不因牵涉自身利益而混淆是非，背弃道义。一个人的先行，不足以改变全局；但一个人的先行，可以提升社会改革的呼唤与信心——类似“资深教授”这样的制度，不仅应该改，而且必须改，彻底改，改至有利于这个领域的繁荣，有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