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山东省和江西省南昌市的户籍管理部门决定，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落户，与征收社会抚养费实行“脱钩”；而过去对超生的新生儿，在没有征收社会抚养费(相当于罚款)之前是不予上户口的。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有1300多万人没有户口，其中大部分是超生而未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人口，因而未能进行户籍登记。（4月28日《现代快报》）

从权利的角度讲，“黑户”人口面临着就学、就业、结婚生子，哪怕是出远门都问题重重的困难，更遑论社会福利。因此，称他们为“不被承认的公民”，或许更为恰当。

对于那些饱受权利之殇的“黑户”们而言，户籍管理与社会抚养费的“脱钩”在地方上的率先突破，无疑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纠偏与还原。但纠偏的进度又不得不令人疑虑：地方性突破，何时迈向全国性的规范执行？如果“脱钩”的对象仅限于新生儿，那些“不曾被承认的公民”的权利与身份又将何以被兑现与还原？可以预见，对于一种被默认长达数十年的“土政策”的纠偏，其中难度与复杂性可想而知。但于保障公民的权利计，这样的纠偏宜早不宜迟，且更有必要由地方主动“试验”上升到法治上的统一施行，以真正令每个被失落的公民尊严都得以修复。

户籍与社会抚养费的捆绑，源自于地方政府对于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压力。也正因如此，松绑所带来的一个潜在的压力或说阻力即是，后者的征收难度将上升。可以理解这样的逻辑推理甚至利益算计，但如果这依然是阻碍两者松绑的唯一理由，不得不说，其中最该被纠偏的，仍是治理上的狭隘与法治观念上的滞后。因为，于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迅猛成长的当下，公民权利是否优先于行政性罚款与处罚，显然已有着不言而喻的答案与社会共识。为了便于某种社会治理手段的施行，就不惜搭上公民权利的剥夺，如此行为之中的权利偏颇与治理误区，早已昭然若揭。

公民权利不是手段，本身即是一个法治社会必须保障的最低限度目标。更没有一种权利可以被视为另一种治理实现的筹码。于此而言，加速社会抚养费与户籍的“脱钩”，只是公民权利修复的一种必然要求与常识的回归，不应该再有任何理由被延迟。于公共治理来说，它的警醒意义同样应该被铭记与践行：法治社会，不应该有“不被承认的公民”，任何的治理与管理方式，也都应止于公民的权利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