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一年后,进入二审程序的“复旦投毒案”再次引起全国关注:复旦大学177名学生为投毒案被告人联合签名求情,请求不要判被告人死刑。舆论褒贬不一,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持己见,重情重法众说纷纭。

从天之骄子到付出生命代价,投毒案是毁了两个家庭的悲剧,人格培养、心理教育的缺失令人反思。而联名求情的出发点在于公众的怜悯之心和对既定事实的无可奈何,此举折射的更多的是民众对社会制度不完善的焦虑感,这种无奈和焦虑更值得深思。

翻翻以往的报道不难发现,“联名求情”并非孤例:黑龙江男子杀死恶父,百人联名求情；广东慈母溺死13岁双胞胎脑瘫儿,千人联名求情……法律不会因群情激奋而加重量刑,同样也不会因联名求情而减免惩罚。但为何公众要用“联名求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呼吁,其背后的机制缺失不容忽视。

心理教育引导机制的不健全,让学生难以承受挫折、漠视生命；社会救助机制缺陷,让慈母忍痛毒杀脑瘫儿；对家庭暴力缺少监管,让儿子难以忍受长期的家庭暴力,杀死暴虐父亲。相关制度的缺陷不得不让部分人通过极端行为来改变现状,这样的悲剧发生只能让人扼腕痛心。

如果教育能够重视孩子健全人格的培养,加强孩子的心理疏导,复旦投毒悲剧或许能够避免；如果社会救助机制健全,脑瘫儿没有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或许他们还在感受着五彩缤纷的世界；如果家庭暴力可以得到约束监管,或许儿子和父亲还能享受着亲情的温暖。

人生没有如果,已经发生的悲剧无法改变。在为悲剧痛心之外,背后反映的制度缺陷值得警惕,完善社会各方面保障制度迫在眉睫。我们盼望,联名求情背后的悲剧不要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