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常读国际新闻，对于新加坡这个国家恐怕印象会不错。如果你英文够好，即使翻遍西方主流媒体，恐怕也找不出多少批评新加坡的文章。

问题是，新加坡真的好到没有缺陷？西方媒体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有民主，无自由”的国家？其实是媒体不敢。之所以不敢，是因为李光耀从他执政起，就开始了和媒体孜孜不倦的斗争。

在1959年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选前，面对仇视该党的英文大报《海峡时报》，李光耀公开表示，如果赢下大选，“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30多年后，李光耀回忆道，“我们在大选中告捷。《海峡》的东主和高级编辑一并迁移到吉隆坡”。

对付国内媒体只是小试牛刀，驯服来自西方的主流媒体，才显示出李光耀的过人之处。

李光耀在1986年决定，对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这里面有着一个剑桥一等毕业生的精明：首先，这些报纸没有被封禁，而是减少销量，至于减少到多少，那就不好说了；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报道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原文照登我的答复信，那还是好同志，只是，你敢登吗；再次，销量给你砍下来是没错，但是我没说读者不能复印你们的文章啊，所以你们的阅读量有可能还是很高的嘛。

第一个撞枪口的是著名的《时代》周刊。在报道了一名反对党议员的新闻后，李光耀的新闻秘书去信更正报道中不符事实之处。然后《时代》的销量从1．8万本被一路砍到9000本。8个月后，答复信原文照登。在《时代》杂志获得“听话技能”后，很多西方媒体都学会了这项技能，有好几家还付出数十万美元的学费。

李光耀的一句话颇为语重心长：“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西方历史上曾经形成报刊的四种理论，其中自由主义理论到今天依然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李光耀对于这些理论在新加坡的适应程度不以为然。接受过西方专业法律训练的他，能把相关问题转化成具体的法律问题，也能在道德上，通过钻研对方的缺点，有的放矢。

李光耀说，报刊的拥有者和记者们，不具有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限，因为与新加坡的部长们不同，他们不是民选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具有对政治指手画脚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