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昨日报道，年过七旬的华工陈教授两年来“死磕”华南快速路广园收费站至太和收费站路段多收2元的问题，最近事情有了转机，省交通厅回应：确实存在多收费，从今年7月开始，全省高速公路将实行联网收费，太和收费站将拆除，届时收费将按照车辆实际走的路程计算。

年过七旬，本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岁，陈教授却拿起“算盘”与华快死磕，他这种较真，体现的是学人风范和知识分子的担当，令人感佩。陈教授的“死磕精神”，对公众也会产生正面感召，公共政策虽说挂了“公”的铭牌，事实上则事关每个人的“私”利，面对问题，如果谁都不管，就会酿为“公地悲剧”。陈教授就算了一笔账，自己每次往返被多收4元，10年来共被多收3000多元。如果按每天至少2万车流来算，每年多收的钱超过1．5亿元。除了陈教授，多数人甘做冤大头。

当然，公允论之，职能部门不是万能的，决策存在瑕疵也属正常。首先，客观因素，公共决策事关各方，千头万绪。就拿高速收费来说，以费养路的方式决定了利益分配的复杂性，涉及部门多，决策程序复杂，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其次，主观因素，一些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例如在前期调研方面做的功夫尚浅，对相关行业存在的问题根源观察不透，未有效参考专家意见等疏漏。

因此，我们在为七旬老教授较真“死磕”点赞之余，还需要反思的是当前公共政策的决策、纠错机制。从决策环节而言，公共决策事关公共利益，决策过程参考公众意见是题中应有之义，尽管相较于以前，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民主性大有提升，但仍存在“闭门造车”、“外行管内行”的情况。这就需要建立“官、产、学”联合的研究体制，通过知识的多方面复合、交叉、渗透和重新组合，提出最优或较优方案，争取理想的政策效益。政策制定是综合性极强的高智力工作，对人员不仅要求“专”，更要求“通”，不仅要求每个人自身的高素质，还要达到各专业人员的最佳配备，加强开门立法、信息公开等等。

从纠错环节而言，首先要健全反馈机制，打捞质疑的声音。看新闻就会发现，尽管陈教授“铁证如山”，积累了厚厚的资料，还手绘了一张详细地图，做了清晰标注，但仍在反映了五六次之后，才等到有关部门的回应。其次，要提升纠错的反应能力，有时候一些决策问题，就如和尚头顶的虱子——明摆着的，却没有部门主动认领。要么靠“死磕”，要么等大领导批示。这需要更明晰的“责任清单”，在对部门和个人考核时不妨引入“纠错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