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日，在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新希望大厦外，一名身绑玫瑰花的男子携14名大学生集体下跪，他们手持玫瑰，并举出广告牌向某企业家借款100万治病，广告牌上还写着“借我100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的字样。（7月2日，中国新闻网）

网络留言中，一些网友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质疑，认为它是在进行一种道德绑架与索捐。是在作秀。再联想到之前当事人“裸晒”晒死癌细胞的举动，同样传递出一种作秀的味道。这种指名道姓要你捐钱救命，的确会给当事人制造一种舆论的压力。你捐了的话，可能更多的人会仿效。你不捐的话，很容易被描叙成冷血自私。任何时候，慈善都贵在自觉自发，被胁迫要挟的慈善行为，总是有违慈善精神。

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偏激，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对这种出格之举持宽容态度？

一位年轻人，在最美的青春年龄陷入了与病魔进行殊死斗争。在医疗领域，我们经常把这样的人成为“落水者”。当地医院的主治医生介绍，这名大学生的确病情属实，目前已经进行了6个疗程的化疗，现需要做骨髓移植，需要高昂的费用，等钱救命。对他而言，什么最重要？我认为的答案是，活着最重要。

为了活下去，他便尝试各种各样的自救行动，哪怕在行为上偏激一点，那也可以接受。这种偏激只不过为行为个体制造了一点心理上的不适应而已。如果这种牺牲可以让一个人重获新生，那无论多么“浮夸”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一个理性的社会，不应该是一个永远无条件鼓励忍耐和牺牲的社会。在一个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自救是一种本能，应该受到尊敬，甚至应该得到社会的肯定。爱自己才能爱别人爱社会，如果一个人连爱自己的本能都没有，他却说他爱这个世界，那也是一种机器人的爱，不符合人类的本性。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我们需要尊敬富人，保护他们花钱的自由和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保障穷人们活下去的生存权利，这是一种最大的自由。失去生命，意味着自由的终止。当两件事情开始相互打架时，我们必须做出一种抉择，应该牺牲哪一个？我的答案是，拯救人的生命更重要！公开索捐并不令人愉快，但我们必须捍卫这种自救的自由与权利，不能因为富人的不快，就反对或者是禁止穷人公开呼救的权利。

我甚至反对把这种行为定义为“索捐”。求助人公开承诺，以“我打工还你一辈子”的成本代价借100万，是借而不是要。借是需要还的，不同于给。为了表达自己愿意交换的诚意和态度，集体下跪把自己放到卑微的位置，主动权完全交到别人手上。从广告营销的角度来说，它是成功的，充满了真诚和力量，看起来是努力精心策划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鼓励“自救”精神的社会，只要这种行为没有冲破法律的底线，即使稍微有一些偏激，也是可以得到宽容的。对一个社会而言，千方百计让一条生命得到活下去的机会，这就是一种最大的道德。为了让生命更好的得到拯救，我们需要这种宽容的理性。穷人有呼救的自由，富人有救与不救的自由，两种权利都是需要捍卫的。但我们首先需要捍卫的是第一种自由，明白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