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的时候也正是西方国家通过战争，疯狂掠夺世界财富和资源的时候，这些财富和资源大大推动了西方国家的财富积累和工业化，但这种血腥战争和利益争夺也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当时的欧洲各国迷信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恶报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本身也遭受重创。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比较文明的欧洲实际上是侥幸才保存下来的。这种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还没有发明原子弹，包括了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以3000万人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同时也帮助捍卫了欧洲文明。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像一些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法西斯进攻面前纷纷投降的话，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轻易地拿下中国，然后与德国分进合击拿下苏联，再以中国和苏联的巨大资源为后盾来称霸世界，欧洲文明还能保留多少？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在西方还远远没有得到承认。英国首相丘吉尔1945年和西方领导人交谈时，对中国根本就不屑一顾，提及“中国人”，他用的还是那个对华人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字眼“Chinaman”。

在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西方终于有一些人士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并对欧洲的很多主流价值重新作了评估和筛选，把坏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遍价值，这才有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确认了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都应该享受人权的原则。

但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国家的国内外政策。例如，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又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直到最后实在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殖民地。同样，美国黑人不堪再忍受种族歧视，于1960年代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1963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遥。

追溯这些历史并非要贬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关键作用，也无意贬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取得的进步，而是要准确地找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来龙去脉，澄清某些认知上的盲点，确认“自由、民主、人权”的推广普及过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经过长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渐把这些本属于世界上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价值观，其内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大丰富了。

从对“自由、民主、人权”历史真相的叙述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发

第一，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在西方得到普遍承认的时间并不长，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国开始允许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样的民权开始，那么也只有近50年时间，比我们改革开放只多十来年。

第二，西方对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放弃糟粕的东西，继承优秀的东西。比方说，西方已被迫放弃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在西方曾经非常风光的“普世价值”，又对“自由、民主、人权”作了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虽不完美，但还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进步。相比之下，我们不少国人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整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史，一切要推倒重来。实际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学者否认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至少在1500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当时的西方的事实。西方整个文官制度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就是伏尔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诠释。比如，这些思想家特别赞赏中国人的理性和宗教观：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而欧洲历史上宗教战争打了上千年。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在一个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用今天的眼光来认识和发掘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资源，这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巨大智慧宝库，对重塑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都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者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