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其中最大转变在于35岁以下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专家对此称为诡异现象,“历史上还从未有哪个国家的自杀率出现过如此迅速的下降”。(7月23日《中国青年报》) 生命弥足可贵,自杀率陡降自然是好事一桩。此前,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也曾刊文披露,“近10年来,中国自杀率降低一半,达到世界最低水平之列”;再往前,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2011年的论文,“尽管全球自杀率在过去45年上升了60个百分点,但中国的自杀趋势却与之相反呈明显下降趋势。2009年全国自杀率为每10万人7.95人,这已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4/10万)。”中国自杀率走低,基本是确凿的事实。 只是,这又是一个纠结的事实:一方面,中国人勤劳而压力大,是自古而然的事。早在1894年,在中国度过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就曾撰书了《中国人的脸谱》一书,“从早到晚善于劳作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特质”。及至2013年11月,《小康》杂志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当中开展这一调查,共2013人参与。彼时,中国人的最大年度感受就是“累”:有人“身累”,有人“心累”,有人“特别累”,还有人“越来越累”……按理说,中国人的心理危机状况并不乐观。另一方面,正如专家所言,我国未曾为降低自杀率而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也并未动用官方手段对避免自杀进行大规模宣传干预。“这种下降不是建立在精神卫生科学的医生、设施等增加的基础上的。”这话说得不太客气,也是不争的事实。譬如在我们身边,确实很难找到大型专科精神病院以外的精神卫生服务机构。 于是,陡降的自杀率只能从“意外”处寻找原因,譬如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农村妇女,自杀率降低被认为和城市化推进密切相关。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认为,“最大一个原因是她们远离了以往在农村唾手可得的农药。”此外,进城打工也使她们离开了以往来自农村的家庭纠纷,比如就学、就医、饮食、家庭内部劳动分配、婚姻及财产继承。这样的分析,仔细咂摸一下,其实散发着某种不宜深究的悲情意味。因为,依照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的流行理论,城市化、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将导致社会成员相互疏远和更高的自杀率。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城镇化反倒成了自杀率的克星?这个问题回答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农村妇女进城不是一个正常的安身立命的过程,而是因为户籍藩篱、房价门槛等,需要为底线下的权益与保障而拼尽全力——如此一来,再无闲情逸致去思考生死命题。 一言蔽之,中国自杀率的降低,是以新市民权益与自由迟迟得不到保障为事实前提的。 这尽管不是制度设计有意为之,却客观上缓和了公民心理危机走向极端化的进程。不过,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大幕启动,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也必将走向正态与健康,那么,自杀率还会延续诡异的陡降之势吗? 叔本华说,“当一个人对生存的恐惧大于对死亡的恐惧时,他就会选择自杀。”减少民众的生存恐惧,这不只是一个情感问题。遗憾的是,“当记者拨打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8个城市的自杀干预热线电话后发现,不少已经变成空号”。在老龄化与社会转型叠加的关键期,长远而制度化的自杀干预,也许不能盲目乐观于眼下略显诡异的自杀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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