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蒲江县出台《关于规范全县党政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规定婚丧喜庆事宜随礼不得超过个人月工资（含津补贴）的10％。通知要求操办者收到明显超过此数额礼金的，应在事后5日内报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备案。（7月24日《人民日报》）

定“随礼标准”，是因为随礼攀比风气愈甚，“出手就要五六百元，两三百元的份子钱根本拿不出手”，这对每月工资仅有2000多元的底层公务员来说，“每次随礼都心疼得不得了”。正是因如此，人人都想“冲出围城”，“随礼标准”自然出师有名，深得好评。

不过，笔者认为，四川蒲江县的“随礼标准”是一种有所保留的治办宴随礼举措，目的是不让随礼的送太多钱，不让办宴收礼的“发财”，同时，又避免陷入粗暴禁止办宴随礼的舆论风波。不难看出，四川蒲江县是动过一些脑筋的，但这种治理办法仍有弊端。

在有的公务员看来，规定只是限制“随礼标准”，这就意味着可以办酒宴，可以适当收礼金。因此，只要“小心”办宴收礼，随礼也会“见机行事”，跟风随大流。这样一来，办宴收礼的风还是刹不住。那么，“随礼标准”制止不了办宴送礼之风，岂不多此一举？

再说，当纪检部门定了“随礼标准”以后，有的人会不会表面上按标准送礼，暗地里又另外加一份呢？送礼者封一个“红包”，写上名字不挂账，纪检部门根本没法查；况且，那些真正要巴结官员的送礼人，肯定不止送一个几百元的红包。可见，要监督公务员办宴收礼到底有没有按“标准”执行，比较困难。

因此，“随礼标准”不但阻止不了办宴送礼，相反，还有变相默许和鼓励办宴送礼之嫌。事实上，要抓公务员的办宴收礼风，必须一刀切，禁止公务员借婚丧喜庆事宜邀请七大姑八大姨以外的人赴宴。换言之，公务员办婚丧喜庆事宜，只能限于亲属，不允许扩大范围借机敛财，在社会上掀办宴送礼风。

近日，有媒体报道，重庆渝中区民生商厦对面一家中餐酒楼内，进行着一场特殊的寿宴——99岁的陈代六寿宴，实行AA制，来宾们说，“我们交的60块钱是餐费。”这种移风易俗的做法，为何不为公务员采纳呢？反腐败决心不够坚定，制订的制度就往往“流汤滴水”，很不干脆。某种角度，这实质上拷问了监管部门反腐败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