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道德模范”为什么会做出贩卖出生医学证明这样的非法行为？在“道德模范”和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两种水火不相容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昨天，《华商报》刊登报道《一个“全国道德模范”的非法生意》，还原事情的原委，也揭示出“道德模范”光环下未必能看到、但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篇报道告诉我们，何涛与其说是“道德模范”，不如说是“爱情模范”。她在男友、农民工侯灿因车祸瘫痪后，不顾亲友反对与侯灿结婚，与其说是道德的力量，不如说是爱情、亲情的力量。何涛从她所供职的妇幼保健所拿《出生医学证明》回家，也是因为“我老婆经不住我的迷惑，最后答应给我拿出生医学证明”。何涛在获得道德模范称号时说：“其实我照顾的是我的家人，这些都是我作为子女、妻子应该做的，作为一个年轻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双手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她前前后后的行为都符合“照顾家人”这一宗旨，只是有的劳动合法，有的非法。把何涛与“道德模范”的名号分离开来，何涛的行为并不令人吃惊。

“道德模范”出事的新闻刚出来时，人们猜想可能是为生活所迫。但是，侯灿说，“现在生活压力肯定是有，但比起当初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好得太多了。”各种经济帮扶，侯灿获得低保资格，何涛调入区妇幼保健所，政府提供廉租房，孩子将来能在城里读书——生活基本保障无虞；“这一切，让侯灿和何涛都充满了感恩之情”，但是，感恩之情没有能够阻止盗取《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说明何涛内心缺乏道德感的有力、有效的约束。

道德源自内心，并表现为外部行为。“道德模范”应是两者的统一。外部行为符合道德评价，不等于内心具有同样高的道德感。显然，有关部门对此没有细加分辨、考察。他们太需要道德牌坊了。道德牌坊多，说明他们教化百姓有方。

报道说，何涛给很多关系户办过《出生医学证明》，这其中有领导、同事，也有朋友，都不太合法，但何涛办过之后没人过问，也没什么后果。同样是非法，为什么行为的结果如此不同呢？除了非法出售牟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领导、同事，也有朋友”，都是圈内人，而网上买家是圈外人。圈内人非法取《出生医学证明》，可以避免司法追究；如果这时还说什么道德谴责，那就太书生了。道德评价和法律制裁都有双重标准，换句话说就是潜规则。如果何涛坚持原则，不给关系户办《出生医学证明》，她还能在妇幼保健所顺利地工作下去吗？为什么“道德模范”没有改善自己单位的道德环境，反而被环境所改变？道德牌坊在潜规则面前为什么一点用都没有？无论道德牌坊的竖起还是倒掉，潜规则屹立不倒，恐怕这才是道德的现实处境？

就像当初有关部门匆匆给何涛挂上“全国道德模范”的牌子一样，现在他们又匆匆拿走了这块牌子。跟着“道德模范”一起匆匆挂上又匆匆拿走的牌子，还有“人民代表”、“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章”；当初挂牌子是正确的，现在拿走也正确的；何涛被赞美时，他们与有荣焉；何涛出事了，没他们的事。道德牌坊倒塌后的废墟，估计他们没有兴趣关注。他们的任务是寻找新的对象，把道德牌坊再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