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6年。本月初，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无期徒刑减刑至17年3个月。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时任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已悉数复出。媒体梳理52起官员免职案例，40名因突发事件被免职官员半数已起复；有作风问题无缘复出。（8月12日《新京报》）

如果不是媒体梳理，对于被免职的官员，很难想象到会如此迅速复出，甚至复出之后还会“连升三级”。官员如此“低调”的复出，令外界公众云里雾里，官员被免俨然演化为了“带薪休假”。在这些复出官员身上，似乎都呈现出了一样的规律，那就是犯错之后，暂时避开风头，消失于公众视野之内，等待舆论影响平息，又悄然“浮出水面”。

不明不白的复出，糊里糊涂的升迁，缺乏公正透明的任免机制，舆论哗然自然成为常态。毕竟，对于被免职的官员而言，都具有违规违纪的情形，尤其是因某些突发性事件而“下台”的，更是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已经犯错，应该为自身的错误埋单，轻飘飘的处罚，无关痛痒的追责是否存在猫腻？其实，被免官员频繁复出，源自于复出程序存在瑕疵，没有严格厘清复出与否以及提拔升迁的界限和标准。

通常情况下，导致官员被免事件发生之初，事态一般都较为严重，官员被免职也就成为了处理事件重要手段。通过这种方式，目的就是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落实责任追究机制，迅速平息事件的影响力。就目前而言，关于官员问责以及复出的规则，主要来源于5个规范性文件，其中与官员复出密切相联的就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该条例中，对于被免职的官员包括了诸如“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等规定。

不难看出，这些规定面前，模糊不清俨然成为了最为明显的瑕疵。官员复出，只需要超过一年的“平稳期”，就可以在新的岗位上出现，而且只要是成绩突出，就可以再获提拔。问题是，官员复出之后，何为成绩突出？何为符合选拔任用条件？含糊的规定，明显弹性空间过大，缺乏详细的标准和依据，外界质疑之声自然彼此起伏。

事实上，公众并不是完全反对官员复出，一时的错误在所难免，理应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是，他们复出的程序到底如何，能否遵循公正、透明、公开的原则，才是令人疑窦丛生的关键所在。在此，不妨找准官员复出的程序瑕疵，通过严格细致的规定，透明公开的制度设计，将官员复出的自由裁量权装进笼子中，才不会给外界留下质疑和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