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一起案件引起社会关注。一名姓王的女子，其夫张某于２０１１年底被安徽省纪委带走“协助调查”，为“捞夫”，她托朋友认识了自称“跟安徽很多领导很熟”、“能摆平纪委”的北京男子任鹏宇，并按任要求付给其１４６０万元“捞人经费”，但丈夫却未能如期“出来”。后经法院审理，任鹏宇以诈骗罪被判刑。（新华网，08月14日）

合肥王姓女子花1460万巨资“捞夫”的事件一时引起网民热议，真相揭晓，更是引起一片哗然。该王姓女子在不明对方身份，甚至根本不认识的情况下，拿出1460万巨资作为“捞人”经费。最终被不发分子骗走金钱，人财两空。该“捞人”诈骗案的发生，不仅折射出人性的扭曲，更加折射出当今社会权钱交易，权力监管制度的缺陷。

从人性的角度分析，在家属看来，“捞人”就像是治病一样，只要有1%的希望，就会用100%的努力去争取，哪怕是铤而走险。“捞人”一词本身就是社会病态下产生出来的，为什么要捞人？用什么来捞？在这些人眼中，权力和金钱是万能的。这种“病急乱投医”的荒诞现象为何又经常发生？其根本原因是捞人者内心深处相信权力与金钱可以超越法纪，只要花钱就能逃脱处罚。从而形成一种病态的需要，有需要自然就有市场。因此形形色色的行骗者、“权力掮客”，开始利用这种心理，把自己包装成“上面有人的人”“接近权力的人”，或冒充领导秘书、高干子弟，或自封“高人”“大师”，其中一些精于“造势”“布局”的人。这些就打着“装家”的幌子出来诈骗钱财，自然也有人甘愿上当。

从制度角度分析，之所以会有这样病态的市场和需求，根本原因还是对权钱交易的监督制度存在缺陷。即主要是在众多执法权力部门及人员的权力上留有一定空间，从而形成司法处置环节中的多处漏洞。正是这些铤而走险的人利用手上的权力钻法律的空子。也正是因为某些“捞人”成功案例的前车之覆，才有了受骗者的“前仆后继”以及行骗者的“层出不穷”。

可见，要加强权力监管，减少司法漏洞，约束执法空间，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金钱观。在当前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只有通过“依法治权”改善权力生态才有可能避免类似荒诞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