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桩近期发生的医疗事故,放在一起解读便有了意味。一桩是“湖南产妇殒命手术台”,如今已是沸沸扬扬；另一桩是香港联合医院“118份病理报告出错”,关注这件事的人可能并不太多。

先说前一件。起初某媒体报道中的一句“妻子赤身裸体躺在手术台,满口鲜血,眼睛里还含着泪水,可却再也没有了呼吸,而本应该在抢救的医生和护士,却全体失踪了,余留一些不明身份的男士在吃着槟榔”,成为瞬间引爆舆论的炸弹。但此后新华社等权威媒体介入,让这起蹊跷事件被逐渐还原——从已披露的信息来看,产妇家属的不信任和过激行为,以及医院方面的担心害怕和沟通不当,是激化矛盾的关键；而某些舆论的误读和过度解读,则在相当程度上将一起小概率医疗事故,渲染成了草菅人命甚至冷血谋杀。

同样涉及医疗领域,不少朋友或许还记得去年底发生在浙江温岭的持刀伤医事件。那起事件曾成为官方严厉打击“医闹”的导火索,医患关系的天平迅速向医方倾斜。而眼下,情势似乎又发生了反转。事实上,这些年来,医患之间的敌意与对抗从未止歇,有时“医”占上风,有时“患”占上风,如同钟摆来回转换。

医方背靠的是医院和医管部门。后者以组织和机构之力为前者撑腰,态度明确而强硬。譬如温岭伤医事件发生后,浙江省卫生厅便立即表示“医院可设安检”。患方背靠的是公共舆论。因为只是分散的个体,没有组织和机构的强力支撑,出了事寻求舆论支持成为捷径。一起医疗事故出现后,敌意与对抗常常是一明一暗同时展现——明里是医患对垒,暗里是机构和舆论对决,双方互有胜负,但敌意与对抗却不断被强化。

而只要对抗和敌意还在,不管哪方暂时占了上风,都不值得欢呼雀跃,因为在“钟摆”的作用下,双方都“很受伤”几乎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这当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局。有人说,在现行医疗体制之下,医患双方都如同“提线木偶”,都是身不由己的受害者。这种看法或有一定道理,但医疗体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这种情况下是否就意味着,眼下我们就不能有作为吗?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从下面这桩事件中找寻。

前些天,香港联合医院特别召开记者会,通报了一起严重医疗事故:一名去年9月才取得病理学专科资格的女医生,在半年时间内撰写及签发了118份有问题的病理报告,其中101宗涉及拼写错误、描述出错,余下17个误诊个案中,涉及乳癌、膀胱癌、癌前病变等,其中严重个案有2宗,病人被延误超过半年才大幅调整治疗方案。我不知道,这样一起波及面甚广的医疗事故若发生在内地会怎样,但香港方面首先是涉事医院“自曝丑闻”,第一时间向公众说明一切,并公开道歉,其后关注病人权益的社区组织迅速介入,医管局亦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跟进事件。在这起事件中没有“医闹”,也没有舆论的过度渲染,法律则被反复提及。

坦诚而不是隐瞒,沟通而不是对抗,依法办事而不是互不信任、各使手段,这是化解医疗纠纷最起码前提。去医院看病常常会憋一肚子火,大概不少人都有过亲身体验。而香港医院则普遍设有病人关系科,患者到医院看病不爽,可以到这个科室“吐槽”,很多可能激化的矛盾,都在这里被一一化解。反观内地,我们又有多少医院和医生能耐心同病人沟通呢?美国医生特鲁多墓志铭上写着这么一句话: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它提醒我们疾病的天敌除了药物还有安慰,它提醒我们医患之间并不是冰冷的技术与钱财的交易,而应是充满人性温暖的沟通与交流。

医疗改革涉事繁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现在就可以着手去做的,是尽一切可能用“柔性接触”消除医患之间的敌意与对抗,而不是用强力让双方更加剑拔弩张。与其在医院搞安检、给医生发钢盔、出台各种严厉惩治患者闹事的政策措施,不如多设置一些诸如“病人关系科”这样的沟通平台。而在对待医疗事故方面,患方和舆论亦应有所反思,须避免由情绪主导一切。在医患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要的不是谁比谁更凌厉、谁的风头压过谁,而是回归人性和良知的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