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上午，有网友爆料称有一男子爬上溪南大桥桥顶，似乎想要寻短见。记者闻讯立即前往事发现场调查。（8月19日，东南网）

以往，遇到这类事件，个别媒体会习惯性地在标题处用上“跳桥秀”。而被成功施救的“跳桥者”的结局，总是警方将其救下，即刻为其戴上手铐，称其“扰乱公共秩序”，并处以若干天的拘留。

庆幸的是，这一场景本次没有出现。若非诸路皆不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会爬楼爬桥跳着秀？然而，社会大众包括媒体在内，若没有这份起码的人性关怀，一切都试图以刚性的力道齐刷刷地“整”下去，故事就真没法接着讲了。

到目前为止，这位男子是否患有重病，是否身负工钱纠纷，这些问题尚不明朗，不好就个案置评。但据笔者观察，以及先前在部分民工中的调查体验看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弱势人群，尤其是外来务工人群中，潜滋暗长着某种不健康的情绪，过剩的虚荣与清高、自卑与自尊并存。这些情绪，潜移默化地“成就”了“非此不可”的极端表达。

然而，除了个性特征的心理素质之外，周边物态对他们的影响似乎更不容忽视。城市中，底层人群生活困顿，这不仅表现在收入水平上，更体现在城市空间对他们的接纳程度上。自然形成又似乎根深蒂固的与城里人的距离感，一些企业单位潜滋暗长互为表里的某些“欺负”外来者的“潜规则”，加上可能从设计之初，就更为城市人口与高端人群打造的权利“声张”的路径，只会将更多的不公和屈辱积存、发酵、凝结在这些“边缘人群”的身上。

试问此时，如何期待他们对于公正公平的信任，与对公权力机关的信赖能从冰点游离？于是，这最终酿成了他们只能上高楼、爬高桥以呼唤被重视、被关爱，并由此导致不可逆的心理重创和生活悲剧。

城市，是家园，是所有城中人，包括干着粗重工作而劳动保障匮乏的外来工，以及那些在救助站、在天桥下、在废楼里固守的人们，惬意的栖居地。若没有一套为之兜底的公共治理安排，那种有“冤”无处诉、“前途无望”的自我认知，仍会在弱势人群心里驻留。当人们不得不试图以弃置生命为代价来表达诉求，这座城市的温度，也将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