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草案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烈士纪念日。

历经多方论证后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最终确立的绝不只是一个具体的日子。以国家的名义赋予追思英烈以神圣性，是最大限度上对民族精神与价值的彰显，对于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整合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

可以想见，在如此高规格的庄严纪念活动中，人们将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那些堪称“烈士”的英雄们。烈士不是个抽象概念，这个称号对应着鲜活的个体，或许并非每个烈士都留下了姓名，但这个群体的精神形象应当是清晰而具象的。很大程度上，对“烈士”涵义的认定，不仅关乎一个民族对历史的态度，也反映着当代价值取向，因此，明确什么人可以成为“烈士”，在国家设立“烈士纪念日”之际显得尤其关键。

提起烈士，人们首先会想到革命先烈，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事业挥洒热血的英雄人物，具有“烈士”的代表性。但是，直到近年来，对国军抗日烈士的追认一再成为引人关注的“新闻”，可见关于“烈士”认定，以及社会认同上，还有些历史遗留问题有待解决。

纪念烈士，其实也是当前国家对其价值和精神谱系的追认，以历史阶段作为追认烈士的起点，就成为问题。有人提议，应从1840年中国近现代开端算起，那么，那些在辛亥革命以前为国捐躯的旧时代志士们，那些在有争议的战争中阵亡的人们，究竟算不算“烈士”？这类疑问的长期存在，或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有的至今仍显得颇为棘手，但是，不搞清这些问题，显然难以回答我们今天到底要传承怎样的时代精神，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概念究竟如何认识，对于凝聚共识而言也是绕不开的障碍。

在诸多历史缘由尚未厘清的前提下，“烈士”的定义在和平年代里却有了全新意义上的界定。从1980年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到2011年的《烈士褒扬条例》，对烈士的评定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见义勇为、外派执行维和任务、以及牺牲情节特别突出的人员都可能成为新时期的“烈士”。这些英勇的行为固然值得社会的认可与嘉许，但构成多样的情形却与革命先烈沿用同样的称号，某种意义上也消解了“烈士”的国家和民族内涵。

事实上，围绕着“烈士”范围这个命题，近年来的一些案例甚至引发了社会质疑。诸如陪酒身亡的公务员，以及执法中死亡的城管队员，也被一些地方认定为烈士。这无疑使烈士称号的神圣性降低，也不利于以纪念烈士之名强化民族精神和价值认同。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定烈士纪念日，例如5月9日是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5月30日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其纪念对象的范围都是明确具体的。不可回避的是，我们对“烈士”的认定需要更加明晰，无论是历史遗留还是当下的现实问题，都应当去正视。

□ 本报评论员 李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