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永丰县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罗军，今年接到政府安排的一项特殊任务：做丈母娘的拆迁思想工作，如果对方不签拆迁协议，他就不能上班。与罗军的遭遇相似，在此次县委宿舍楼的拆迁中，永丰县有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因为没有完成任务，甚至被停发工资。此事在网上引发热议。随后，永丰县政府方面回应，确有拆迁必要，并无“株连式拆迁”。（8月25日《南方都市报》）

正县级“钉子户”，公务员做“帮扶”，不签协议就扣工资，一刀切的补偿标准……在变味的所谓“棚户区改造”面前，再次说明一个道理：无论普通市民，抑或曾经的地方官员，面对法外之地的强势拆迁，他们，都不过是被强拆所迫的弱势公民而已。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拆迁中的对垒，纠结在县委宿舍楼上，看似真正印证了这句俗语。不过，强拆面前，只有权力肆意汹涌的“大水”，哪里还有什么共同利益的“龙王庙”呢？

有关此次拆迁，诸多细节令人费解：一者，永丰县眼下正在强力推行的拆迁县委宿舍楼的行动，是打着“棚户区改造”的名目立项的。可是，建成20多年的县委宿舍楼，怎么与木质结构、脏乱差的棚户区扯上关系了呢？2013年7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市、县人民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合理界定城市棚户区具体改造范围。禁止将因城市道路拓展、历史街区保护、文物修缮等带来的房屋拆迁改造项目纳入城市棚户区改造范围。”遗憾的是，没有人回答这个疑问。据说，相关行政复议请求如泥牛入海。

二者，多名知情人称呼，在永丰县，几乎所有的县委、政府组成部门都有相应的拆迁帮扶对象。早在2011年3月17日，中纪委办公厅和监察部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要求加大查办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案件的力度，重点查处采取暴力、威胁手段或突击、“株连”等方式强制征地拆迁行为。可是，永丰县何以明目张胆表示——“拆迁动员要发挥各界人士积极参与，作为公职人员有义务去做帮扶工作”？这究竟是怎样一种“义务”、又是谁横加的这种“义务”？

强拆不死，矛盾不止。不久前，河南新郑市龙湖镇张红伟、司桂红夫妇在睡梦中被多名陌生人撬门掳走，待夫妻俩回家，四层小楼被拆成废墟。再往前，江苏泗洪7访民服农药自杀事件真相大白。据称，“喝农药”事件和“新马路上种黄豆”闹剧之前，泗洪强迁问题积弊已久，引发诸多争端……宜黄事件过去数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也出台许久，为何强拆的“大水”还是汹涌澎湃、一路向前？

路易十五说，“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这话足以为眼下的强拆作为注解：一方面，强拆无往不利，在于法纪孱弱。执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使得地方权力之恶往往很难借助地方性体质内外监督求解。说得更直白一点，哪个强拆事件，是被地方纠偏、又能在地方话语中获得公平正义的补偿？二是强拆推进的城镇化仍有冲抵政绩的可能，这是地方强拆偏好不废的根源。拆一分，利十分，铤而走险还需要更多理由吗？实体经济太远，卖地财政速效，常年以来，少数地方的懒馋做派已经病入膏肓。

谁都知道强拆是个敏感话题，但如果这个话题不脱敏，“依法治国”四字可能就抬不起头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这话不能成为一纸空文。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法治建设也不能原地徘徊。眼下，亟待建立全面层面如巡视般的征地梳理与监管制度，哪怕是漫天要价，哪怕是真假莫辨，也要聆听声音、审查程序——不然，地之不存，权将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