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过去49个较大的市才享有的地方立法权，草案拟扩大至全部282个设区的市，目前设区的市普遍有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地方性法规的需要。草案对地方立法权的范围限制作出规定：“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的事项。”根据草案，将授权省一级人大来批准地方立法事项。（8月26日《新京报》）

赋予更多市以立法权，普遍被解读为“向地方放权，推动其自我治理”。当然，此举同样可以理解成，更多承认“市一层级”的地位，同时鼓励其运用立法手段治市。创造条件让地方享有相应的立法权，势必能对法治格局的纵深建构助益良多。只是问题在于，“法律的订立”不仅是权限问题，更是一个技术问题。

用好地方立法权，无疑取决于很多方面。首要的，就是恪守前提条件，“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惟其如此，才能确保法制统一，确保地方法规的合法性；其次，则是精确厘定“立法需要”。也即，仅就国家立法不能调整、其他手段不可解决的事项，有针对性地制定地方法规；而除此以外，“立法能力”的准备同样重要。

为保障地方的立法质量，此番立法法修正同样作了预设安排。一者，规定由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根据情况，来确定本省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步骤和时间；再者，则是授权省一级人大来批准地方立法事项——凡此种种，无异于是新增了法律审查环节。

随着地方立法权的扩容，我们更期待着立法机关的法律审查能更为较真。既有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国家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撤销权，往往极少启用。如今，立法权下放，更多地方性法规，势必会被制定施行。这意味着，省级人大善用否决权，全国人大善用撤销权，将变得更加举足轻重。

需要厘清的是，全部282个设区的市被赋予立法权，旨在实现法规订立与实际需要的对接，旨在建立一套更健全缜密的法律体系。推动市一级立法，是为了填补特定领域无法可依的空白，而不是鼓励地方借此自我赋权、将非法利益合法化。一言以蔽之，唯有让立法超越于具体的权力偏好之外，才能发挥法律调节社会的基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