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购物过程中,很多中国人都喜欢讲价,但有些地方的政府采购却是“价格越高越好”。据媒体报道,河北某地政府在招标一个绿化项目时,放弃本地产的几百元一棵的杨树,从南方引入胸径40厘米左右的大银杏。这些银杏树出厂成本数千元,长途跋涉运到河北后,每棵树的费用变成了5万元。此前也有类似报道:某地引进的一株普通榕树,账面上身价高达10余万元；还有一些地方,实际支出60多万元的城市绿化工程,账面支付款却“疯涨”到了150多万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公就贵”现象?我想,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

一是财政经费增加了。随着经济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各地绿化经费也“水涨船高”。比如,2011年底,上海市调整了浦东新区公园绿化养护定额,四星级公园按一级绿地30.59元/平方米/年标准调整,而原来一级绿地的经费标准只有11.34元。媒体报道称,浦东新区公园的养护经费原来是1090.52万元/年,定额提高后年度养护经费2182.82万元,增加了1092.3万元。增加经费拟由城市维护费中安排877万元、由农林资金安排215.3万元。

二是要钱容易了。财政收入增加,除绿化经费增加之外,绿化的工作经费也更容易申请了。比如,为了进一步落实沧州市委市政府确立的“大干5年、全市增加林地150万亩”的绿化奋斗目标,加大“三个百万亩绿化行动”的推进力度,沧州市林业局就申请解决造林绿化工作经费10万元,以确保绿化工程的顺利实施。

三是监管放松了。与办公楼建设、地铁工程相比,绿化经费往往是“小菜一碟”,很容易成为政府采购的“死角”,以及审计监督的“空白点”。实际上“高价绿化”在2006年就已成为关注焦点,当时,时任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要坚决制止“高价建绿”的不良倾向,坚决制止急功近利、贪大求洋的做法。但从2006年以来的“绿化腐败”案件来看,很多“绿化人”都把仇保兴的话当成了耳边风。这些年,“高价绿化”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监管不到位。

四是官员胆子大了。从2008年后,杭州市在三年内投资1600亿元用于城市建设,与此同时杭州市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案件也在增加。有办案人员把“城建腐败”的特点概括为“三多一高三化”——“三多一高”,即受贿案件多、串窝案多、涉及部门多,涉案金额高；“三化”,一是潜伏期长,腐败趋于隐蔽化,二是能力较高,腐败趋于智能化,三是手法更新,腐败趋于迂回化。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雁过拔毛的“老虎”与“苍蝇”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

五是老板胆子更大了。为争到园林绿化工程,有的老板可以说是不择手段。自2005年7月起任古城区园林绿化管理局局长的赵桂强,在丽江市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发包和实施过程中,先后多次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共计55万余元。法院认定赵桂强多项受贿事实中都有不法人员的身影:2010年至2012年1月,丽江红太阳园林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某在承包园艺绿化工程中先后4次行贿赵桂强共计22万元；2011年至2012年1月,丽江市古城区束河办事处安乐村和某在实施古城区园林绿化管理局发包的部分园林绿化工程中,3次行贿赵桂强2万元、1万元、5万元……

六是政绩观扭曲了。不顾财力,不顾民生,过分追求城市的“靓丽”,是一种扭曲的政绩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指出,贪大求洋、南树北种等愈演愈烈的“绿化奢侈病”,脱离了园林绿化的本意,一些领导干部把园林绿化当成长袖善舞的工具,不仅造成浪费,还为腐败留下了空间。

最近,中央巡视组点名批评江西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历时4载、耗资数百亿元,因为戴着“一号工程”的帽子,这场“脱离实际”“好大喜功”的工程得以强力推进。在巡视中,地方因为种树挨批的不多,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而江西并不是一个富裕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