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株洲市响石广场，有一名身材高挑的英国姑娘莉亚，每天挥舞着手上的小旗子，示意市民按交通规则过马路，并对接收到的“热辣”目光报以友善的微笑。莉亚会用中文说：“你好，请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我爱株洲，希望我们一起让这座城市更漂亮。”

有市民表示：“有国际友人在，我们怎么好意思乱穿马路。”

这种现象引来凤凰网“小编”的好奇心，他进行了一番分析研究，看出中国人热衷于与欧美接轨，于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小编”还发现中国人人格分裂：一方面是“向外国人献媚是正道”，另一方面民族自尊心膨胀，“印象中文明守法的外国佬都来管咱过马路的事儿了，不为中华民族争口气简直枉为人”。

这类冷嘲热讽说到底，是把问题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人品问题，崇洋媚外、自尊心膨胀不都是道德与人品问题吗？几天前，九十岁高龄建筑学家吴良镛在人民大会堂作科学职业伦理报告，6000名研究生中有几个人打瞌睡，舆论也是一片道德谴责。一切都归结为道德，解决的办法也是道德谴责和道德训导。

如果我们把道德理解为价值理性，这些价值的实现肯定需要工具理性，也就是需要一些可操作的手段、方法。康德提出“道德律令”的时候，就阐述了方法论问题。中国儒家有世界上最高的道德标榜，但是缺乏工具理性，于是沦为鲁迅笔下的伪善。

公民的道德观念必须依靠教育，而教育有一个方法问题，事实上教育又跟实践密不可分。且不说我们的公民道德课一直付诸阙如，就算各级学校有道德教育，也就是开展说教，写几条标语，大家喊一阵口号，就完事了。

有一个重要的差异，欧美有发达的伦理学，而中国连大学都瞧不起这门学问。比如中国有七八百所法学院，其中只有中国政法大学有法律职业伦理学课程；而在美国，伦理学是法学院仅有的几门必修课之一。医学伦理学，在西方也是一门很显要的课程，而在中国，也是刚有人在倡议开设。没有关于道德的理论之后，道德就只能是无头的苍蝇。

这两年国内很多人知道，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主讲的政治哲学、伦理学公开课风靡世界，在哈佛每堂课都有上千听讲者。桑德尔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是他与听众积极互动，他能够调动人们积极思考我们身边的伦理问题。

城市居民是否乱穿马路或者闯红灯，这是一个公德问题，而道德离不开认知主体与实践主体。桑德尔风靡中国告诉我们，对道德的认知不仅仅是被灌输某些道德观念，我们每个人应当作为主体参与讨论。参与讨论的人，接受道德观念的可能性肯定比仅仅被强加道德命令的人要高，他的主体性被激发，参与道德实践会更自觉。

中国人喜欢乱穿马路不假，但道德谴责于事无补。在遵守规则的问题上，没有生而知之者，也没有一知即能奉行到底者，我们亟须引入工具理性。一名英国姑娘劝阻株洲人乱穿马路，就像禅宗的棒喝，使人们直面公德问题，这算是一种特殊的对话以及对主体的唤醒。

在公共生活中，道德的认知、内化与实践没有捷径可走。英国姑娘莉亚走后我们怎么办？不在道德谴责之外找到一种系统方法，光是对中国人冷嘲热讽，问题肯定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