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九）拟定新罪名“收受礼金罪”，以解决向官员进行情感投资的定罪问题，这是记者于昨天在北京举办的2014年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获知的消息。在该论坛上，与会者就目前贿赂案件的形式、认定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多项亟待出台司法解释进行规定的问题（据9月28日《京华时报》）。

我国是个传统的“人情大国”，民间千百年来信奉“感情为重”，而这种相互之间的情意表达，又多以财物形式体现，无论是婚丧嫁娶、红白喜事、老人过寿、孩子庆生、房屋上梁、乔迁搬家等等，只要是家庭中的大事，都会有亲朋好友、乡邻街坊上门送上一份礼金、礼品表达彼此情谊，在这种不断持续延绵的“礼尚往来”中，凝聚成我们中国所特有一种交际氛围。但出现在官场上，礼金中的“情感因素”就大幅降低，含量甚至接近于零，基本上就是一种变相行贿，下级官员或普通群众以向领导赠送礼金为由，均是希望得到权力的特殊照顾和庇荫，为了净化官场的风气，保持官场的清正廉洁，以法律形式从制度上设置“收受礼金罪”确实很有必要，甚至可以堵住官员腐败的死角。

但是，收受礼金和受贿行为，尽管在形式数量上存在差异，本质上却是如出一辙，而且从法律界探讨的情况看，“收受礼金罪”的量刑显然比“受贿罪”要轻，而且官员“收礼金”与“受贿”之间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官员在家庭某些红白喜事期间，以收受礼金为名大肆受贿，在法律上很难准确认定。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相对于过去对受贿罪量刑的尺度，现在对受贿罪的量刑已经呈现出“宽泛”现象，再加上对这种经济犯罪极少适用“死刑”，在过去受贿百万就可能被判死刑的犯罪，现在即使贪腐受贿数千万甚至过亿，往往也只是“死缓”，而“死缓”即意味着“无期徒刑”，如果受贿犯罪官员在服刑期间再“表现良好”，即使被判处死缓的受贿犯罪官员，能在监狱里的岁月最长也不过20年，这样的刑事处罚对某些小官大贪威慑力已经十分有限。如果新增设“收受礼金罪”，极有可能为受贿犯罪官员制造出“重罪轻判”的制度漏洞，甚至为某些权力寻租再创空间。

其实，新增设“收受礼金罪”不如对“受贿罪”进行重新定性，有法律界人士早有微词，受贿罪在我国法律中的表述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意味着无论受贿数额多少，只要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即不构成“受贿罪”，而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不少受贿官员在收受大量贿赂中，对某些行贿人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及时变现利益，或是还没有变现利益之前就已经案发；而某些行贿人对官员的大肆行贿更存在“期货投资”，并不要求受贿官员及时回报，这就造成某些官员虽然收受了巨额贿赂，因没有或没发现其利用职务上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在法律上就不能构成“受贿罪”，只能定性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这项罪名无论是立案的标准还是量刑幅度均低于“受贿罪”，而在很多法治国家包括我国的香港，在对受贿罪定性上，均，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一“加注”。

这就不难看出，如果将“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一制约性框框废除，无论是“收受礼金罪”还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均可以纳入受贿犯罪范畴，而事实上对于官员而言，家中拥有巨额财产，又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非贪既贿，或是“收受礼金”，而将“收受礼金罪”或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律纳入受贿罪范畴，以受贿罪量刑进行严处，无论对惩治腐败的力度还是对其震慑力，显然都要比新增且量刑幅度低的罪名更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更体现出法规制度对官员腐败“零容忍”的一种信心和决心。而从另一面来说，对于受贿等腐败犯罪，任何姑息都是在纵容，对其行为进行“细化”，且“细化”的目的，表面看起来是将官员的收受礼金入刑，是提升了惩治尺度，但官员的受贿礼金行为本质上就是受贿，本身就应当按照受贿罪惩处，单设一项量刑幅度低于“受贿罪”的“收受礼金罪”，这与被公众饱受诟病的“嫖宿幼女罪”又有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