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大学章程切实发挥作用，首先应该让大学校内的各种委员会真正独立，并将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决策权交给各相关委员会，行政部门必须尊重并执行相关委员会的决策。】

近日，教育部核准发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9所高校的章程。其中，北京大学首次创设监督委员会，清华大学禁止教职工在校外兼职等亮点，引发舆论关注。目前，高校的章程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除已核准发布的32所高校的章程外，其他15所“985工程”高校的章程也已完成核准程序，将在近期发布。在已经公开的那些985高校章程中，“政校分开”“去行政化”等都是关键内容。

相比于没有大学章程而言，大学制订并发布经行政部门核准的章程，是一大进步。已经发布的大学章程强调“政校分开”“去行政化”，也回应了社会舆论对章程的期待。但是，笔者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些大学章程规定的内容，有多少能得到切实落实？

《北京大学章程》规定，学校将设立对校长负责的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察职权，学生也将有机会参与监察委员会；在北大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中，也都会有学生代表。学生代表参与学校事务，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首先，学校的这些委员会能真正独立运行吗？众所周知，我国大学早已成立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但校务委员会只具有一定咨询作用，其委员都是由学校委任的，每年就开一两次会议，听取学校校情介绍；学术委员会号称学术权力机构，可在大学里不能独立运行，往往听命学校行政——比如，学校出现学术不端事件，本应由学术委员会独立启动调查并做出处理，可在现实中，学校学术委员会是否启动调查要看行政部门的意思。有些学校的学术委员会，甚至成为学术不端的“保护伞”，把校长涉嫌抄袭认定为“过度引用”。如果学校行政与各类委员会的关系没有本质变化，委员会恐怕很难起到促进学校独立、自主办学的积极作用。

其次，教师、学生委员，是怎样产生的？如果委员就由校方任命，而非民主选举，各委员会的委员也就难以对师生负责，而只会对委派的行政领导负责。另外，为推进政校分离，有的大学章程提到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这表面上确实分离了，实际上却没有触及要害。真要做到政校分离，不是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而是学者担任行政职务之后，就采用“利益回避原则”，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做职业化的校长。

如果学校内部治理框架维持不变，在行政治校框架内增设委员会，极有可能只是摆设。而更重要的是，大学章程如何能确保自主办学权落实到学校？

对于大学章程的制订，教育领域人士有不同的意见。有意见认为，大学章程主要应该由学校制订，主要内容是建立内部治理结构，对于学校的外部关系（与政府、社会机构的关系），如果在章程中写明并经行政部门确认，今后就可按章程办事。而反对章程由学校制订、提交行政部门核准的意见认为，在我国当前，学校还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上级行政部门掌控着学校的人事权、财权，如果只由学校制订章程，在章程中说明本校有哪些“自主权”，可能只是自说自话——行政部门即便核准了章程，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如果不把章程当一回事，学校用什么来救济？

要让大学章程切实发挥作用，以笔者之见，首先应该让大学校内的各种委员会真正独立，教师、学生委员由全体教师、学生民主选举产生，其履职情况要向教师、学生述职；同时，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应该交给各相关委员会，行政部门必须尊重并执行相关委员会的决策。

其次，在适当时候，应把大学章程，提交大学举办者所在同级人大机构讨论、审议，把大学章程纳入立法程序，让大学章程真正成为法律，这样制订的大学章程，才能全面梳理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有效推进政府放权，而大学也可依据大学章程，维护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唯有如此，才是可以成为“大学宪章”的大学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