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更值得讨论的是，这种窃贼举报应该引起什么追查机制，去深挖一些暴露出来的反腐线索？例如对举报者的回应，对不同地域、不同执法机关之间的协作，都可以进行更为规范化的制度设计。

被称为“偷官女贼”的嫌疑人唐水燕，日前被浙江警方移交给安徽警方。“我实名举报这些厅级干部涉嫌腐败，有照片为证，为何到现在快三个多月了，还没有回音，反而要把我交给安徽警方？”她的疑问，让问罪之外的反腐下文，成为公共关注的焦点。

自称“只偷当官的办公室，从来不偷老百姓”的唐水燕，有着精明的“犯罪经济学”。此前她在河南、贵州、湖南、江苏、浙江等地作案多起，为了给自己预留“后路”，就想到了“作案时拍照留证，被捕后举报减刑”。被抓后，唐水燕向中纪委网站提交材料，实名举报湖南两名厅级官员涉嫌受贿，她也因之在网络上赢得了“侠盗”的美誉。

窃贼成“侠盗”，折射出民众的反腐期待。虽然以往有些小偷在反腐上做出不少“业绩”，但显然不能依赖一种公民违法或犯罪的方式去反腐。所以舆论大可不必将其捧为英雄为之欢呼。以道德标准来评判，她只是一个会钻法律空子的狡黠的嫌犯，其专偷贪官的动机不是为了反腐，而是为了逃脱或减轻罪责。至于在日后具体的定罪量刑时，是否需要依据其反腐举报来从轻或减轻量刑，需要司法机关依法裁量。

此案更值得讨论的是，这种窃贼举报应该引起什么追查机制，去深挖一些暴露出来的反腐线索？说到底，惩治盗窃与追查反腐是两个程序，二者应当并行不悖。而从反腐的程序看，无论是谁提供的举报线索，都应当认真追查，不用考虑举报者是不是小偷。相反，这种小偷的举报“有图有真相”，应当在线索的真实性上更加有据可查。本案的难点在于，由于嫌犯作案跨地域很大，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与外地反腐的执法机关，并没有顺畅的协助机制。因此在衔接上不一定会“举报必查”，如果当地部门不想查，就可能找到诸多推卸的借口。

本案中，嫌犯的疑问也不能说明其举报没有被受理。由于我国纪委反腐的特殊机制，作为举报者的嫌疑人很可能并不知晓具体的反腐动态。但是从执法上分析，依然有令人看不懂的细节。例如，当另一案犯被法院判刑时，为什么导致她们被抓的两起案件没有被列入犯罪事实？是因为安徽省纪委介入调查两名被盗官员，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嫌犯被移交安徽警方又是出于反腐考虑，还是单纯关涉其个人盗窃本身？

不难看出，该案在处理的程序上还存在一些不明朗的地方。这同时也说明，在反腐的机制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例如对举报者的回应，对不同地域、不同执法机关之间的协作，都可以进行更为规范化的制度设计，以避免任何可能干扰反腐追查的空间。

本报特约评论员 兵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