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在关前门的时候也堵上后门，对于反腐败斗争更进一步，有着很强的现实价值。

在四中全会让“法治中国”成为热词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如何“科学立法”引发广泛关注。此次审议涉及的重点，是与公众高度关注的反腐败密切相关的条款。

关于受贿罪，目前的规定是，个人贪污数额达5000元，就可处一年以上徒刑；到10万元以上，就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比照当前贪官贪污额动辄上亿元的现实，这样的规定已经显得落后甚至是难以严格执行了。草案删去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比较原则性地规定了“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无疑是实事求是之举。

草案虽然删除了具体数额，却有了更强的适用性。比如，一些受贿人往往辩称自己的行为属于借款、借物而不是受贿，还有一些免费使用别人提供的名车、豪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数额论，应该如何认定？显然，数额不是受贿行为社会危害的唯一标准，受贿罪侵害的犯罪客体与受贿数额多少也没有太多关系。删去具体数额，显然是加大打击力度，而非“网开一面”。

行贿和受贿是一条藤上结出来的两个毒果，社会危害性很强。长期以来，行贿的罪名虽然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重受贿而轻行贿”。比如，曾16次向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行贿的黄生福，3次被传唤3次被释放；云南省交通厅原厅长胡星案中，“行贿状元”陈族远行贿3200万元却安然无事。正因此，最高检才数次强调要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

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贿受贿存在调查取证难，所以相关部门往往会以从轻或免罪作为行贿者供述的“交换”条件。而贪腐案曝光后，关注的目光也更多投向受贿一方，对行贿者甚至有“不得已”的同情之说。此次修改，完善了行贿犯罪财产刑规定，进一步严格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对于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在关前门的时候也堵上后门，对于反腐败斗争更进一步，有着很强的现实价值。

法谚有云，“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能执行的法律，首先肯定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法律。所谓科学立法，本身就应该包含与时俱进的内容。在“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呼声之下，为这一持久战提供制度支撑，正需要法律扬眉出剑，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更是法治的不辞之“义”。

本报特约评论员舒天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