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两则关于官员道德榜样的消息：一则是曾获“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的刘金国新任中纪委副书记，一则是上海一官员为官清廉过劳死。这两则消息一刊出迅即引起广泛关注。有人提出，“并非‘对钱没好感’才是合格的官员”，有人指出，“媒体宣扬领导要经得起推敲”，还有人表示，官员称“对钱没好感”，没法成为“贞节牌坊”与“功德碑”。联系当下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复杂性，对这两则消息摆出一副“我不相信”的架势，显然不算一件奇怪的事。

笔者所知有限，对于官员提出的道德要求中，似乎并没有将对金钱的态度作为判断官员是否合格的标准，也不曾听说执政党考虑将这一条纳入官员考核的道德规范之中，因而所谓“清官”是价值绑架以及道德优势裹挟的担忧，未免显得有些许矫情。提出对刘金国爱人临时工的身份加以考证本无可厚非，但明眼人看得出来，为刘金国爱人请命是假，质疑刘金国的道德品质是真。不禁想问：既然推敲了刘金国爱人的临时工身份，何不进一步推敲媒体报道刘金国爱人临时工的身份究竟在暗讽谁呢？

其实，这些讨论只不过是道德评价泛化的又一例证。在道德裁判者那里，作出“领导清正廉洁，并不一定需要老婆窝囊着垫背”和“刘金国做事不地道，是踩着老婆在往上走”的分析，蕴涵一种更愿意看到不道德的社会心态。质疑的言论中还显露出道德相对主义的踪影，即所有的道德都是相对的，所有的价值是主观的，那么价值观就没有高下之分。显然，这种状况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是当前复杂中国的有机组成和典型写照。

官员是人，当然食人间烟火。但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特别强调这个党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党员干部的道德要求，当然也必须高于对普通群众的道德要求，尽管我们不无遗憾目睹了一些官员道德水平下滑的丑闻。

但是，这永远都不构成崇高道德遭受贬抑和揶揄的理由和借口。关于时代标杆的标准答案，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它都在那里，并不遥远。它就在写出《清贫》的方志敏的肩上，就在《北平无战事》崔中石的心中。如果还嫌遥远、还嫌崔叔是虚构的话，笔者就再告诉你身边的一例。我有一个同学，曾当宣州“知府”数年。他家中有一个罐子，里面存放着他妻子数年往返合肥和宣城之间的长途汽车票：他的妻子从未曾因私用过一次同学的工作用车。

这些“另类官员”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们应当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刘金国当选中纪委副书记的消息，或许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些质疑的言论既然能够清晰地明确社会生活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那么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高地，即使不能洒下热泪，见贤思齐，那至少应该持有一份起码的尊重！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