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一名男子坐飞机数次拒关手机，辱骂、推搡出面制止的安全员，并说自己是市长的儿子，要让父亲报复当班安全员和证人们。事后，作为该男子的父亲，福鼎一名郑姓副市长出面公开道歉，称“没有把孩子教育好”。

“我爸是市长”，乃“我爸是李刚”的又一版本。

据说，“我爸是李刚”事件是一场误会。当事人确实说了“我爸是李刚”，但这是为了向保卫处的人说明自己是谁，并无叫嚣之意。但不管怎样，“我爸是官员”类似的话语已刺激了民众，一旦这种语言格式再现，极易挑动大众的敏感神经，甚至引起非理性的公愤。

与“我爸是官员”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是农民的孩子”。在一些选秀比赛中，一些选手喜欢用“我是农民的孩子”作开场白，引出自己并不富裕的家庭成长环境。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博取听者同情，而且往往很奏效。

假设“我爸是官员”和“我爸是农民”都是基于事实的陈述句，为什么两者会起到完全不同的传播效果？为什么没人认为“我爸是农民”是一种叫嚣？为什么没人听完“我爸是官员”后泛起同情的泪花？

以往，在“我爸是官员”系列事件引发的讨论中，最常见的一组关键词是“坑爹”与“被爹坑”。说其“坑爹”，是因为儿子不懂事，把与事件无关的父亲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说其“被爹坑”，是因为老爸“没有把孩子教育好”，才导致儿子今日所犯之错误。按照这种逻辑，仿佛“官员老爸”对儿子严加管教，儿子就不会“被爹坑”，也不会犯了错误来“坑爹”，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可问题真解决了吗？

窃以为，“我爸是官员”绝不只是个体官员及其儿子之间的素质问题和教育问题，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权力异化和权力膜拜，这也是它能迅速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的原因。某些“儿子”乃至很多大众都选择相信：“我爸是李刚”，就可摆平很多事；“我爸是市长”，就更有能力报复人；“我爸是农民”，则需要儿子自身更多努力。在这样的语境下，“官员”被视为“权力”，“农民”则被视为“零权力”。

光教育好儿子，不可能真正管住“我爸是官员”。要管住“我爸”，只能靠“爷爷”——“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如果说“权”是爸爸，那么，“民”就是爷爷。问题是，“爷爷”通过什么管“我爸”？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依法治国，正是答案所在。在被称为“法治三老”之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原副主任郭道晖看来，治国首先在治吏，依法治国更应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和法律的笼子里。届时，“官员”和“农民”真正做到只是社会分工不同，都是为他人服务，“我爸是官员”和“我爸是农民”还会引起截然不同的社会反应吗？（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