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启动，明确要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专家认为，类似张曙光等官员竞选院士的现象可以受到限制，但按此规定，大学的校长也无法再成为院士候选人。（1月7日《新京报》）

学术与仕途之间泾渭分明的加以区隔，这道“防火墙”当然不是凭空而降。现实中，学术的行政化，权力对于学术的干扰，其实违背了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院士增选向“官而优则仕”的现象说不，释放的当然是积极信号。不过，假如认为院士增选只需将官员拒之门外，院士增选便能回归学术评价本身，而不再受行政权力与资源的支配，的确也有些过早乐观。

处级以上官员不得作为院士候选人，仅仅是在院士的入口去官化而已。国内的院士体制本身其实有着深厚的行政体系渊源。例如，国务院规定，中科院院士享受的医疗、乘车方面的工作待遇相当于副部级。不仅如此，在国内等级分明的学术体系中，院士无疑位于最高端，其在各类评审、申请各类重大课题时的优势，可以说有目共睹。

不难看出，院士本身已然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行政级别，不仅享有诸多行政资源，更因此而获利颇丰。如此背景下，院士增选的入口，却力图脱离这一体系，不受行政力的影响，向具备一定行政级别的候选人说不，实在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行政主导下的院士体系，究竟多大程度上能去官化，也就仍然需要打上个问号。

此外，假如这些人的学术贡献与水平达到了院士的层次，被排除在院士候选人资格之外，又是否公平，恐怕也值得商榷。国外大学校长当院士的并不在少数，只不过，相比国内院士所对应的副部级和含金量，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国家科学院，不过是一家民间机构，是科学家的自治组织。作为非官方、低调的个人荣誉，自然不必也无需沦为行政附庸。而单纯的学术评价机制，反倒可以轻装上阵，并让这一荣誉本身更显分量。

基于此，院士增选“去官化”当然不错，但仅仅是向官员候选人说不，其实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