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京剧、水墨等国粹，但只有书法最在传承意义上接近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魂。伴随文字一起诞生，书法见证了全部中华民族信史的书写。在古代文人与官员高度统一的社会结构里，书法成为附着于语义之上的审美标识，甚至成为品评人格高下的参考依据。士大夫共同的精神基础和相似的社会处境，沉积成深厚的文化土壤，滋养出蔚然大观的书法生态。

书法没而书法家出。古代士大夫齐上阵的环境下，没有“书家”这样的词汇。清末以来，现代文化不断涌入，冲刷书法生存的基础。而在简体字改革、机械输入法普及之后，书法就几乎丧失了全部寄托的对象。书法成为小众的同时，书法家作为文化现象开始出现，而艺术的扭曲也由此发端。

现代社会里，书法生存的途径不外乎三种。第一种，空谷幽兰，旷野绿洲。尽管不存在大面积深厚的文化土壤，那么就靠着家学、师传等微观方式来有所成就，成长为当代书法大师。启功、欧阳中石等老先生属于此类。第二种，悬崖罅隙，贫瘠生长。书法或成为博雅教育的一部分，在孩子们当中作为兴趣爱好普遍培养；或成为怡情养性的手段，在老年人圈子里蔚然成风。相比古代文人精神的滋养，这种土壤肥力不高。补救的手段在于“施肥”：小升初、初升高的过程中“书法好”有降低录取门槛的功能。孩子们水平越来越高，当上艺术特长生越来越难，可背后支撑的并不是同步上扬的人文精神。这是一种变异。

第三种方式，那就是嫁接权力，依附官僚。从前文官，书法漂亮的比比皆是。像颜真卿、赵孟頫等几位大家，官至正部级甚至更高。但这发生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不足为奇。如今则颠倒本末，官而优则书，显然就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现代职业官员，并不需要四书五经科举取士，而是要具备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施政才能，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和审美、艺术就脱节很大了。所以负责招商引资的副市长同时还能写一手好行书，就不像清朝户部右侍郎擅长瘦金体那么理所当然。而官员整体出产“书家”的比例，也不应明显高于其他群体。然而，有人统计，全国省级书法协会里面，数十家主席由官员担任。

更有甚者，官员的书法爱好成了别人办事的突破口，而官员自己还乐此不疲，那么书法就彻底沦为毒水灌溉的苗子，即便水平再高也显得面目狰狞。地厅级领导题字，下属奉为至宝；省部级领导挥笔，各地树碑镌刻。衍生而来的怪现象之一，当权官员的平庸之作也卖高价，是典型的“雅贿”。怪现象之二，大人物一夕倒台，各方里马四处消灭“墨宝”，收起字幅，涂红浮雕，削去碑文，全然不顾当初“进货价”不菲。毒水一旦撤掉，大量的官员平庸字迹就落入真空，只有立刻枯萎。

“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绘画、摄影、音乐、工艺品等领域，只要和权力沾上边，也都会沦为装饰品，常常还很廉价。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物种也要进行适应。

解决的办法很显然：限制权力，合理施肥。光发文勒令各地书法协会去官员化固然有些作用，但不以协会为媒介的平庸书法交易却不可能禁制。从书法端发力只能是开始，从权力端推进才是正经。但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堵”，治标。我们需要利用其他良性手段为书法培育更好的生存环境，不光用“升学”这种单一的化肥，更多是要唤醒沉淀于民族底色里面的担当精神，承接书法的古风，然后再图新千年的突破，这是“疏”，治本。权力应当拜倒在艺术的石榴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