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湖南大学被曝一次性接收6所高校17名硕士研究生转入该校就读。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学生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如患病或者确有特殊困难，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的，可以申请转学。公众质疑，规定中的“特殊困难”于实践中演变为各种酌情因素。对此，湖南大学立即撤销转学决定。

不管是法律还是各机构单位的法规，类似“特殊困难”的条文其实并不少见，出现了“有法却无法无天”的尴尬局面：大而空洞、宽泛的“超级概念”的规定，让主观能动式解读有了可乘之机；事件当前，一旦遭到公众质疑，当事部门可以各种理由进行解读，很容易诱发腐败。

如果说政商腐败是一种完成式腐败，那么教育中的腐败就是将来式腐败，也是起点式腐败、门槛式腐败。教育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的一种可能：多少寒门学子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甚至实现理想。

所以类似“特殊情况”的高校规定，倘若堂而皇之地遍布教育事业，那将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它很有可能诱发权钱交易的走后门现象。湖南大学前后两种决定，我们不能说是一种腐败，然而据记者调查发现，17名转学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通讯地址是某机构地址，如此明显的“手脚动作”很容易让人质疑。我们不禁要问，是谁给了湖南大学转学的任性。如果任由其转学，很有可能遭致腐败，所以此次撤销决定的行为，应该说很及时；而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也可以回应公众质疑。

无独有偶，考研鏖战刚刚结束，教育部门又出台“考研新规”：对初试公共科目成绩略低于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但专业科目成绩特别优异或在科研创新方面具有突出表现的考生，可破格参加第一志愿报考单位第一志愿专业复试(简称破格复试)。虽然规定对破格录取的专业与录取过程进行了细化，但还是会让人产生某种怀疑，这样的破格录取会不会产生教育腐败。

在某种社会行为很难进行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其实很有必要对其规定进行“刻板化”设立，尤其是有关教育等涉及众多人的命运与关乎社会公平的领域，须格外谨慎立规、细化条目，以免宽泛解读，造成某领域的腐败。所以类似湖南大学的转学风波应该给我们一种警示，高校规定要更多一些“刻板化”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