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中介”，一种伴生于改革、寄生于体制并不断蚕食改革红利的“寄生虫”，正在被清除出体制。这是今年从上至下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5次提及整治“红顶中介”问题。（2015年6月16日《中国经济周刊》）

一些中介机构的存在，并非不合理，其恰恰是政府职能转化和权力下放的产物。这些中介机构活跃于各个领域，在企业、政府和市场之间，行使着服务、沟通、公正和监督职能，是市场经济运转中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

但是在实际运行当中，许多中介机构却成了公权力的残留之所，与个别部门总是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关联。它们披着第三方的外衣，行使着 “准政府”、“二政府”的权力，成了戴着“红顶子”的商业机构，最终“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成为对行政审批过程中中介服务乱象的形象比喻。

实行简政放权以来，全国共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就是为了缩短审批时间、减少企业和个人负担，但“红顶中介”的存在却让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一些部门将审批权取消后，由指定的“红顶中介”承接，审批权的“红章”从政府部门的“左口袋”转移到了“右口袋”，不但没有起到简政放权的效果，反而增加了企业的负担。简政放权在做“减法”，“红顶中介”却在做“加法”，极大地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笔者认为，要想把中介机构头上的“红顶”摘掉，首先就得斩断公权的私欲，创造没机会腐、没能力腐、没胆子腐的社会环境。其次在于严格约束行政权力，推进中介机构产权改革，加强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把市场能办的放给市场，割断行政部门和中介机构利益输送的脐带，让中介机构真正“下海游泳”，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