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通知》，要求全面清理“红顶中介”, 整治中介服务乱象，规范和引导中介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在国务院党组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上，从不同角度共计5次提及整治“红顶中介”问题：打着政府的旗号，服务乱，收费高，搞垄断；对企业强制服务，强行收费；成为新的市场“拦路虎”，严重制约市场活力，也为寻租腐败提供了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红顶中介”、“二政府”正在截留蚕食、对冲消减改革的红利。（《中国经济周刊》6月16日）

“摁下葫芦”或许容易，但想要“不浮起瓢”却往往很难。当简政放权的改革，却催生出“红顶中介”这一权力变形与出口，的确不过是“摁下葫芦浮起瓢”上演的官场新版本罢了。

现实中，取消了审批权，却冒出来备案权，行政部门不能收费，“红顶中介”却成为新的收费代理。不难设想，当简政放权的政务改革，却遭遇“红顶中介”的消解与蚕食，不仅改革红利被半途截留，改革的预期无从实现，“红顶中介”这一权力外包与利益合谋模式的滋长，更意味公权力乱象的“地下”演变与“隐秘”升级。

好在，“红顶中介”这一权力外包与代理的新苗头，并未能瞒天过海。高层不仅早已对“红顶中介”的伎俩了然于心，更多次强调整治“红顶中介”问题。看来，只需假以时日，浮起来的瓢迟早被摁下，整治“红顶中介”行动的完美收官，也完全可资期待。

不过，对于“红顶中介”乱象固然不应视而不见，相关的整治行动更是大有必要。但是，假如对于“红顶中介”的整治，仅仅是头痛医头式的治理，即便声势浩大，也未必能毕其功于一役。相反，“红顶中介”究竟为何会滋生，摁下简政放权的“葫芦”，为何会浮起“红顶中介”的瓢，或许才更需反思。否则的话，整治了“红顶中介”，会否有更多五颜六色的“花顶中介”冒出来，恐怕在所难免。

某种程度上，简政放权的行政改革，之所以遭遇“红顶中介”式消解，除了暴露出限权之难以及权力本身的恣意之外，仅仅是权力清单上的名义缩减，本身就注定了胜算不大。不难设想，当削减的只是文本上的权力，掌权者的人数和位置却纹丝不动，甚至对应的权力岗位也仍然保留，人家当然不会坐视“既得奶酪”的失去，只要相关的人员仍然在位，想方设法延续和把持过往的既有奶酪，也就永远不缺动力。“红顶中介”这一权力代理与利益共谋的模式如同雨后春笋般滋生，根本也正在于此。

而按理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简政放权，本不该只是权力清单上的文字游戏，而更应对应人员和编制的缩减，那些不必要的行政权力所对应的岗位和编制，当然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否则的话，只是权力清单上少了几条，而对应的机关和编制却仍然全部保留，权力减了，人员还在，那么，即便是为了“刷存在感”，下意识中对于限权的抵制，权力的自我衍生与扩张，恐怕都将在所难免。而这正是催生“红顶中介”的原动力。

基于此，“红顶中介”这一权力寻租腐败的新趋向，当然需要警惕。但仅仅是整治“红顶中介”，的确还远远不够。简政放权不应只在权力清单上做文章，唯有彻底裁撤不必要的权力部，缩减其编制和人员，摁下的权力“葫芦”，才不会浮起“红顶中介”的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