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办、国办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近日对外发布。作为指导行业协会商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方案》按照厘清职能边界、充分发挥协会商会应有作用等原则，提出了脱钩改革清晰的路线图、明确的时间表和具体的任务书。有关专家认为，《方案》的发布意味着，屡受诟病的“红顶中介”摘帽子的时候到了。

“二政府”蚕食改革红利

长期存在于我国社会经济领域的“红顶中介”，主要包括一些由政府部门转型而来的社会中介组织，以及一些捆绑在政府主管部门名下的行业协会商会，政府部门的部分行政职能被直接或间接转移到这类协会商会。“红顶中介”又被称为“二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够调动、利用相应的权力资源，谋取其他社会组织无法企及的利益。社会上对“红顶中介”啧有烦言，称之为“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十分形象而又准确。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很多公权机关、政府部门下面都挂靠着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他们在为政府提供决策、服务企业发展、促进行业自律、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说有的政府部门对行业协会商会怀有“私心”，主要在于后者不但做了政府想做却难以做好的事情，而且还为一些政府官员兼职或退休后任职提供了“自留地”，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加快转变职能，政府与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如李克强总理所言，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开门第一大事。去年国务院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300多项，截至去年底，国务院累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700多项，各级政府也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然而，一些以简政放权名义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却被神不知鬼不觉转移到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机构手中，这些“红顶中介”横在政府部门前面，做起了“前置审批”的生意，企业要想在政府部门办理事项，得先过中介机构这一关，不交上一笔咨询费、评估费、检测费或“加班费”、“好处费”，企业根本就进不了政府的门。海南省一名企业家举例说，一个建设项目从拿地到拿证，要经过24个中介机构的关卡、送审48个评估报告，要想加快审批就得塞“加班费”，原本还有章可循的政府审批，竟变成无章可循的中介寻租。

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向市场和社会释放的改革红利，就这样被某些“红顶中介”大肆截留、恶意蚕食了。这样的局面若不及时改变，将严重损伤简政放权改革的公信力和实际成效，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伤害。

“中介腐败”根在权力变异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还利用与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特殊关系，政府部门及官员与其他组织及相关人员之间，充当“权力掮客”的角色，撮合促成一笔笔不正当交易。这些由“红顶中介”参与勾兑的不正当交易，大部分已经沦为典型的腐败行为，“红顶中介”涉及腐败性质之严重，影响之恶劣，较截留简政放权成果、蚕食改革红利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现代社会，中介组织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私权与公权之间提供沟通、调节、监督、仲裁等中间服务，是其正常的职能本分。随着我国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为增强隐蔽性，降低腐败的风险和成本，一些“红顶中介”把提供中间服务的职能，与其掌握权力资源的“优势”充分结合起来，以项目策划、法律咨询、工程代理等业务名目，为行贿受贿提供一条公司化、“专业化”的渠道。

检察机关近几年查办的案件显示，在一些巨额政府采购项目中，有的大型公司通过“红顶中介”运作，支付给他们巨额咨询费、业务费、服务费，再由中介组织按约定的比例送给客户（官员）。另有一些中介组织，为实现其客户委托的事项，直接或间接介绍利害关系人向官员提供金钱、有价证券等财物或其他获利机会，比如送官员金钱、房子、汽车、替官员升迁买官、给其孩子出国留学提供费用，等等。“红顶中介”参与运作的“中介腐败”，实际上是政府部门及人员的公权腐败和公民、企业的私权腐败“中间联系”起来，是多方面、多层次社会主体腐败的集中体现。

“中介腐败”在一些领域大行其道，缘于中介组织具有“红顶”背景，缘于“红顶”背后公权力的滥用变异。对症下药，治理“中介腐败”的关键，就是要摘掉“红顶中介”的帽子，打破中介机构对公权机关的身份依附，切断两者的利益链条，令中介机构再也无法获得来自公权力的庇护，再也无法利用特殊权力关系撮合腐败交易。中办、国办的《方案》要求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彻底脱钩，正是摘掉行业协会商会“红顶”的有力举措。

回归社会组织的本位

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方案》，行业协会商会必须与行政机关实现机构分离、职能分离、资产财务分离、人员管理分离、党建外事等事项分离的“五个分离”，包括2018年起取消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财政直接拨款，行业协会商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使用的事业编制相应核销。从中可知，一些行业协会商会不但拥有事业单位编制，而且还享有来自财政的直接拨款，这几乎就是事业单位乃至行政机关的地位和待遇了，哪里还有社会组织的样子？

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头戴“红顶”，获得行政机关的权力保障和庇护，由此开辟了某些以权谋利甚至参与腐败的渠道，获取了一些不正当利益和非法的利益。但与此同时，行政机关的权力保障和庇护，也对行业协会商会的自主发展构成了不小的限制，如果离开权力保障和庇护，一些协会商会几乎就无法生存。因此，行业协会商会摘掉“红顶”，既可以脱离“二政府”身份，走出以往依托权力谋取不当利益的路径依赖，也有利于他们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竞争能力，通过为社会提供良好的专业服务和公益服务，以及争取“政府购买服务”等公共项目，为自己谋求积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科技和城乡社区服务四类社会组织，正逐步实现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登记管理体制改革，为所有戴“红顶”的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彻底脱钩创造了条件。此次中办、国办《方案》规定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事宜，接下来，公益慈善、科技等类别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也应及时推进，最终使所有“红顶中介”都摘掉帽子，真正回归社会组织和公益服务的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