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加坡媒体报道，一对在新加坡打工的中国夫妻，因为劳资纠纷，跑到大街上维权，手持纸张跪在马路中间，影响过往车辆行车安全，被警察拘捕。这对夫妻显然是直接拷贝了国内一些人的行为，将之视为维权的法宝。

其实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道理都是一样的：跪不能解决问题，当街下跪更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给自己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新加坡警察处罚了这对夫妻，而我们的警察也没少处罚这样的行为。每一个在国外的人，都要入乡随俗，遵守当地法律，不能太任性了，这也是通行的法则。

但有些东西并不是通用的，比如这下跪维权，在我们这可能会引来同情，但是在人家眼里只是一种哗众取宠的方式，如果是跪在马路中间，则是对公共安全的一种威胁，非但引不来同情，反而会引来反感。

这种文明与落后，法治与愚昧的碰撞让我们看到了国民素质中那块明显的短板——不按常理出牌，喜欢走捷径，迷恋人治的力量。从这对夫妻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某些惯性思维，会叫的孩子有奶吃，假如人情能解决的事往往不走正规渠道，如果一场拦路维权能解决问题，往往没有耐心听从法律的调解。人们总是在法律以外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解决不了就升级办法，闹到所有人都骑虎难下为止。他们中有一些人如愿了，有一些人则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几乎无一例外，社会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拦路维权中，交通堵塞、社会正常秩序被破坏，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捆绑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跳楼秀里，社会则不得不为庞大的营救支出买单。

身处新加坡的这对中国夫妻，得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是于情可原、于法当罚的事，但我们自己有必要反思，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促使这对夫妻用这种不理性的方式维权，在他们的思想中，是不是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法律的猜疑、对公平的不信任，而这种思维习惯又是怎么养成的？一些极端的维权行为背后都有复杂的社会成因，法律不够硬，维权无门，你让农民工怎么办？政府部门不作为，自救也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了。

新加坡的做法提醒我们，有时候需要用一种简单的思维处理社会问题。维权可以，但不能违法，遭遇值得同情，但行为不能姑息。

但也要认识到，这种简单必须对应法治的严明。维权者对维权方式的选择，以及公众对此类事件的不同反应，其实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法治环境的一种判断。在一个法治的环境中，诉求需要用合乎法律的方式表达，可是一个法治的社会首先是一个维权方便、投诉有门、严格依法办事的社会，人们才有可能将事放心地交给法律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