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现年63岁的朱幼萍从四川自贡市某社区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了一桶食用油。但这桶油并不是由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或者其他普通劳动所得，而是从一本深红色的存折“兑换”而来。存折上面存的不是金钱，却是朱幼萍从今年1月份以来参加小区义务巡逻、帮助残疾人做卫生、在社区老体协活动室值班等兑换存下的“道德币”。

“道德银行”实现利他与利己良性互动

杨朝清

今年1月份，四川自贡沿滩新城龙湖远达社区，设立了社区“道德银行”。居民可以把在社区的优秀道德行为兑换成一定的积分，量化而成“道德币”存入个人账户，而后凭账户内的道德资产，可以拿来争先评优、兑换奖品和换取服务。目前，这家“道德银行”已经有接近1000人开户，长期活跃储户达数百人。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道德”是一种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利他主义行为，“银行”则是一个投资理财、追名逐利的利己主义场所；从概念上看，二者并不搭界，本应秋毫无犯。然而，“道德银行”却突破了人们的固化思维，将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元素勾连在一起。

事实上，“道德银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001年，湖南长沙市一社区就出现了全国第一家“道德银行”。此后，“道德银行”如雨后春笋散布在许多角落：辽宁沈阳市一小学开设“道德银行”，“帮爸爸洗脚”存存折；浙江余姚市建立“道德银行”，农户抵押诚信可贷50万元；江苏苏州市出现“道德银行”，用来激励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

由于话题的公共性，“道德银行”在引发人们关注的同时自然也引起了争议。在自愿还是强制的模糊边界里，在定量还是定性的复杂关系中，公众的纠结点，显然并不是质疑其动机，而是担心“道德银行”进入“初衷良好，方法僵化，结果差强人意”的治理怪圈。“道德银行”的症结，归根结底，就在于如何把握利己与利他的关系。

在过往的叙事中，利己与利他通常被视为对立的两极。究其原因，一方面，我们对利他行为有着纯洁完美的道德眷念；另一方面，我们对利己主义有着“过犹不及”的矫枉过正，催生出极端利己主义的“恶果”。在这样的语境下，利己与利他就是一种“有你没我、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

道德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有可能陷入“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之中。而为了克服这种“搭便车困境”，“让好人好事不白干”的选择性激励就发挥了重要作用。“道德银行”与市场化的“积分兑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单纯的商品交易，而是一种对爱心善举的回应与补偿，具有符号效应和示范作用。

一个理想的社会，理应让好心人得到更多的尊重与支持。建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选择性激励制度，实现利己与利他的平衡，在服务他人中实现自我，在自我完善中造福社会，才是文明社会的应有图景。就此而言，面对“道德银行”，人们不妨摘掉“有色眼镜”，少一些傲慢与偏见，多一些认同与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