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的《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份子钱”由出租汽车企业、行业协会与出租汽车驾驶员、工会组织平等协商。记者近日获悉，滴滴快的正联合上海市有关部门和传统出租车公司，以组织“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社”的形式，试水以服务费取代“份子钱”或挂靠费的出租车管理模式。

取消份子钱是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大势所趋。从外部竞争看，随着网络约车服务的兴起与普遍，出租车行业面临着极大冲击，若出租车行业不主动改革，不仅出租车司机将不堪重负，出租车行业也将陷入经营困顿。这是科技的力量，想回避和阻止不太现实，或者，必然代价巨大。从内部诉求看，当出租车司机收入减少时，份子钱的压力，以及对份子钱的抱怨就会增加，再想通过增加份子钱的方式，保证出租车行业的暴利，显然不再现实。即便，出租车企业想厚脸皮地维持现状，出租车司机也已经不太可能顺从。

但是，各地对于取消份子钱却态度不一，人们分析的原因是，相关部门和出租车企业对传统暴利模式的依赖与依恋。份子钱说复杂很复杂，有其历史成因，有其繁杂构成，但是说简单也简单，份子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有限资源谋取垄断利益的载体和工具——因为出租车牌照资源有限，获得出租车牌照资源的企业，便可以设置一个名叫份子钱的东西，光明正大地获取暴利。这是份子钱被诟病的根本原因，现在不取消份子钱的原因自然也是如此。这个原因其实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当然，出租车企业不会承认，留恋出租车许可权的部门不会同意，他们认为份子钱是实现对出租车行业有效管理的必然制度。言下之意，没有份子钱，出租车行业就会乱。

出租车行业当然需要管理，而且相对来说，个体出租车司机比出租车企业的司机难管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份子钱就难以取消。一方面，实现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权力管理，以权力的行使和强制保证秩序，一种是自我管理，以主体的自觉和参与保障运营。虽然，权力管理的好处是统一整齐，但在涉及市场问题时，权力思维与市场思维的脱节，就可能造成权力管理的滞后，以及垄断的出现，当然也可能因为对权力制约的有限，而出现寻租现象。这些问题，在出租车行业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

其实，人们呼吁出租车改革并不是不要管理，而是希望简政放权，以自我管理代替大部分权力管理，以行业协会代替出租车企业，这并不是不能做到的。在国外，这样的模式早已有之，而且运营得非常不错，出租车司机和乘客都得到了实惠。即便，这种放开暂时会出现问题，也可以通过严格的自我监督和有效的外在管理，予以消除和解决。

在这一点上，上海已经走到了前面。首先，新创的出租车公司已经旗帜鲜明地取消了份子钱——以服务费代替份子钱，这对出租车司机来说是一个盼望已久的福音，同时也是撬动出租车行业整体改革的破冰之举。如果没有出租车份子钱的取消，任何出租车行业的改革都可能是“隔靴搔痒”——份子钱本来就是改革的靶子，是改革绕不过去的关卡。其次，新创的出租车公司也没有忘记加强管理，既然新的线上技术已经可以直观地呈现乘客对出租车司机的评价，那么就不妨引入这种评价，让乘客的话语权直接转化为对出租车司机的评价权，这反而比以前出租车企业所谓的管理与评价来得更直接透明。放权并不是放弃监管，职能部门的作用应该在问题发生时体现出来，所谓“一放就乱”，通常不过是为了留住权力而有意夸大。

出租车行业的改革舆论已经形成，方向也已经明确。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地方愿意走到前面，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因为迈进一步，就意味着对暴利模式的放弃，意味着站在原有出租车模式的对立面，成为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敌人。等待观望与原地踏步无疑是一种更“安全”的姿态，所谓“枪打出头鸟”，在关键时刻，明哲保身成为一种首选。让人欣慰的是，杭州、上海等地探索取消出租车份子钱，改革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也充分说明，关于出租车行业的改革最欠缺的不是智慧、共识、路径，而是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