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党组研究决定，对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校长苏志武等8名党员领导干部违纪问题进行通报，按照程序分别给予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其中校长、副校长等4人被免职。昨天，中传媒党委召开全体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对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姜纳新等5名干部违纪处理的决定。（相关报道见11月26日《北京青年报》）

有舆论称这为最严重的高校领导腐败窝案，这是缺乏对高校领导贪腐现状的了解的。据粗略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就已达50多起。而仅仅过去的2014年，就至少已有39名高校领导被立案调查，平均每个月就有三四起，分布在17个省市区。而进一步分析发现，高校违纪违法人员从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等党政一把手到基建处长、后勤服务公司领导等中层干部，甚至普通教职员工，窝案、串案时有发生。也就是说，中传媒这起“窝案”，只是高校领导贪腐案的“冰山一角”，与其他高校领导腐败案，高度类似。

对于高校领导违纪违法前赴后继的问题，教育部门和纪检部门已有警示，要求高校把好决策权、财务关、基建关和招生关——这是高校贪腐高发领域，但是，领导们还是倒在这些关口上。怎么破解这一问题？从长远看，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以制约行政领导的行政权力，而在近期，则必须推进信息公开，把好“公开关”。

从这起“窝案”看，信息不公开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据媒体报道，该校存在学校财务管理混乱、“三公经费”列支不真实、严重超预算等问题，而且，还提供虚假情况和材料，应付巡视检查和组织调查，有关领导需要对此承担责任。而如果学校能做到财务信息公开，接受师生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这种情况或可避免。

其实，早在2009年，教育部就出台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当时，舆论认为这一办法，将成为高校反腐利器，让办学置于阳光之下，也就让教育和学术腐败没有了孳生的土壤。但遗憾的是，很多高校并没有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办法，一些关键性办学信息，如“三公”消费，只有很少学校公开，而且，学校公开的“三公”消费信息，是否真实、客观，也无处可查。前不久，媒体曾调查北京高校的信息公开情况，发现约有半数高校没有公开信息，财务信息更是“躲猫猫”。

这样的办学状况，是很难杜绝腐败孳生的。而高校之所以不积极公开办学信息，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对于信息不公开，没有严肃追责。虽然《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明确如果高校不按规定公开必须公开的信息，将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追究责任，但这种追责方式就是“老子问责儿子”，存在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现在，巡视组的介入，打破了原有的问责体系。这启示，要让高校公开信息，必须改革目前的问责机制，应该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高校进行财务审计。同时，要建立起人大问责机制，由人大问责，而不是由上级行政部门问责——人大也有权对高校使用国家拨款的情况，进行跟踪、监督，并追究滥用资金的责任。在需要的时候，还必须引入司法问责。

二是在高校内，行政权力说一不二，师生没有参与学校办学管理、监督的权利。包括信息公开在内，校领导想公开就公开，不公开师生也奈何不得。很多人寄望高校领导以他们的学识、修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现实告诉人们，贪腐与个人修养没有多大关系，这更多与制度构建有关，就是个人学识再高，如果其手中的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照样可能被利益诱惑，出现贪腐。而高校领导恰恰是这样，权力不但很大，而且缺乏有效制约，在高校之内，掌控着行政权力的校领导，不但可决策行政事务，还可介入教育和学术事务。

狠抓高校的信息公开，是当前遏制高校领导贪腐的关键环节。教育部已于去年制订了高校信息公开清单，这需要对照清单，让高校一一做到，而且，要引入第三方独立机构，对高校公布的信息进行审计。不能纵容高校任何隐瞒必须公开信息、编造假数据应付公开的行为。而从高校治理角度看，要让信息公开成办学常态，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建立校长公选制度，畅通师生参与学校治理的渠道，让民主选拔的校长对师生负责。这是让大学摆脱行政化、功利化，从而消除贪腐的根本之道。漫画/王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