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农

近日，在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附近，一名男子当街对一名10岁男孩拳打脚踢，且持续不断。几名市民上前阻止，并与男子发生纠纷，随后报警。接警后的民警赶到现场，经调查，该男子与被打孩子是父子关系，男孩因多次不完成作业惹恼父亲。经批评教育，男子表示今后会用更多的耐心教育孩子，杜绝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

重庆街头这几名仗义出手的市民，起初或许只是反暴力而非反家暴，因为他们并不知晓暴力双方是父子关系，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为维护青少年权益挺身而出的初心。而实质上，在阻止、纠纷、报警后，市民以结果正义的形式成功遏制了一起家暴事件的延续，并让怒而施暴的父亲得以彻底反思——这种社会力量介入反家暴的案例让人心生暖意。

家暴损害了家庭弱者的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尤其对妇女儿童来说，要承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由此也容易导致家庭离散。究其原因，家暴滋生的诱因或是各有不同，但无法回避的两个放纵因素却几乎贯穿于每一起家暴事件中。一者，于家庭而言，多认为这是一种“家事”，或者家庭隐私，既不可外扬也不受外力约束；二者，有关部门受“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观念影响，常将其归为家庭纠纷，少有过问。由此，让某些家暴变本加厉。

然而，于今年3月1日起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不仅赋予了县级以上妇女儿童工作机构做好反家暴工作的职责；也明确了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特殊人群遭受家暴的，应当给予特殊保护；还规定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家暴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未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这与一些发达国家反家暴的社会预防体系建设相仿，在一些国家，公民遇到疑似儿童虐待个案的情形都有举报的义务；医生、护士、教师、警察等遇到相关情况负有法定举报义务，否则以失职论。通过类似的制度设计，一方面构建了最大程度保护儿童不受侵犯的社会体系，让儿童权利不可侵犯成为社会共识；另一方面，让“家事”上升为“公事”，将隐于家庭内部的“私法关系”上升为受法律保护的“公法关系”。

理论上，如此制度构建是应该有效的，相当于把家暴者置于一个随时可能暴露的社会监督环境之中。然而，在诸多乱象与困顿并存的领域，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或者执法不严。反家暴亦是如此，目前仍尚存的缺陷之一，即是法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太少，人们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殊不知，这是在纵容一种社会不容之恶。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街头阻止家长施暴的市民，无异于以实际行为展开了一次生动而有效的普法，而遏制家暴续演，让惮于暴力的孩子拥有平等的家庭成员权益，还需要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介入。归根结底，“他们”权益的回归，也是社会权益丰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