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用大众交通工具出行时常遭遇换乘不便的麻烦，为了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许多城市有过公共自行车的相关尝试。然而，公共自行车的固定桩设置往往面临诸如出行线路受限、公共区域车辆配置不充分等问题。

一些创新企业看到了这一领域的空白点，先后推出“共享单车”，手机APP就近搜车、即时租赁付费、无固定桩限制等优势很快地占领了市场，成为城市里独特而时尚的风景线。遗憾的是，“无桩”理念犹如一把双刃剑，共享范畴下的规则仅适用于有道德约束力的人，共享单车车身损毁甚至车辆被私藏的情况日益频繁地出现。

日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单车私藏案件作出判决，判处当事人私藏行为构成盗窃罪。作为私藏共享单车的首个判例，该案一方面将成为更多私藏单车案件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引发人们对刑罚介入共享经济是否适当的思考。

在一些人看来，“共享”概念通常具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共性初衷。以共享单车的诞生来说，它萌发自让一辆车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被更多的人使用，即公共效率最大化的纯粹逻辑。换言之，这个发端于企业、流通于社会生活的共享思路，理应在大众的彼此认同、遵守中维持并运转，进而实现一来节约维护秩序的公共成本，二来争取更大程度的公共利益的效果。但显然，要真正践行这一理念，必须以良好的公共生活环境和公民品格为前提，在前述两项目标并未实现的今天，抛开强约束力的秩序规范谈普通规则的落实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既然共享经济不是自律经济，维护共享成果需要有规范有约束，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规范和约束来自哪里，哪种方式能够更好地维持秩序。私藏单车的判例中另一个争议点恰恰在于动用刑罚是否过重了。我们知道，刑罚惩处针对的从来不是现象、情况，本质上，个案所针对的是具体的违法行为。此处当事人私藏单车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定性，根据现行法对当事人作出判处不仅没有适用法律是否过重的问题，更不存在该不该适用刑法的问题。

由此也可以看出，共享经济同时是法治经济，法律理所当然地覆盖于共享经济中的任何行为。实际上，走出共享单车这种特殊的形式去认识共享经济行为，即便那些法律暂未确立规则，仅仅在共享理念范畴下用户间约定俗成的普遍条款，其约束力和定位都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当我们承认共享经济必须确立规则的时候，其实就达成了最初的惯例。从法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法律本身即由这些惯例的法定化逐渐确立。互联网时代新律令的修订和设立要尽可能避免过于滞后，对更多新规则的再判定和确立将成为未来立法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