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有‘结婚胜如小登科’之说。”山东民俗学会会员王德胜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必须‘三书六礼’齐全,否则婚姻会被认为有瑕疵。‘六礼’是男女双方从陌生至完婚的整个结婚过程中的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三书’指在‘六礼’过程中所用的文书,包括聘书、礼书和迎书。”

王德胜介绍说,鲁北一些农村地区,又把这一过程进行了“通俗化”解释。按照习俗,适龄男女从完全陌生到结为夫妻,需要经历“问名”“小见面”“大见面”、订婚、结婚等多个环节,大约耗时一年。并且当年麦收后,男方要给女方送“麦礼”,逢年过节要送“节礼”,订婚时送“聘礼”,结婚时再送“彩礼”。这些“礼”一般包括烟、酒、糖、茶、肉、油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部分礼金,数量和金额多少要参考当地风俗、家庭条件、双方意见等多个因素。

鲁北农民张克兰做了50年“媒婆”。她向记者说:“我今年83岁,33岁第一次给别人说媒,一共‘说成’了104对夫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前男方一般会给女方4到6身新衣服、6斤酒、8斤面、10斤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则变成了8身新衣服,烟酒糖茶数量增加、档次提高,有钱人家还要置办‘两铺两盖’(两条被子两条褥子)、‘三转一提溜’(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有提手的录音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又加了进来,成了结婚标配。”

进入21世纪以后,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结婚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之风在一些农村地区也愈演愈烈。张克兰说,以彩礼为例,从早些年“见见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渐上涨至“千里挑一”(1001元)、“万里挑一”(10001元)、“三家一起发”(31800元)。

更有甚者,一些农村彩礼频出“天价”。“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钞票、一千张100元钞票和若干张50元钞票)、“一动不动”(一辆汽车、一套楼房)、“三斤三两”(三斤三两重的100元钞票)、“一二三四五”(一个院落、二层小楼、三斤重的100元人民币、四轮汽车、50岁以下双亲)等“新词新说”成了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农村婚嫁成本节节攀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社会学专家、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周孝正看来,这背后反映了农村男多女少的人口现实。“嫁娶资源”失衡,必然带来“稀缺资源”身价的抬升。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年末我国内地总人口138271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0815万人,女性人口67456万人,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359万人。

同时,婚嫁成本提高也反映出部分农村贫困的现实。越是贫困地方的农民,越幻想通过索要“天价彩礼”一夜暴富,幻想通过“嫁女儿”改善一家老小的生活状况。

山东省临沂市文明办的一名干部就对记者表示:一些农民之间相互攀比、“爱面子”心理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农村是熟人社会,结婚过程中基本上所有信息都是公开的,街坊邻居、七大姑八大姨还要“品评”一番。不少农民都有这样的想法,李四家嫁闺女要了10万,我要8万显得我家闺女“太便宜”了,让亲友笑话；婆家给王五家闺女送了钻戒,我家闺女要是没有,显得“太寒碜”,让邻居笑话……张三比李四、李四比王五,比来比去就把婚嫁成本拉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