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北京市民发现，有烟酒店为迎合消费者，对烟草“限价令”置之不顾，公然贴出“天价烟”标价摆在柜台上售卖。媒体走访发现，超出“限价令”规定最高售价千元每条的香烟品类比比皆是，其中有的香烟身价甚至翻了近10倍，卖出近4000元的高价。北京市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提示，香烟零售商所售卖的香烟条装上都有各自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号，若二者不相符合就已涉嫌违规。

面对这些售价千元甚至数千元的“天价香烟”，也许有人会说，市场经济嘛，“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只要没有强买强卖，有什么可以置喙的？问题的关键是，烟草业并不是纯市场的，我国实行的是国家烟草专卖制度，从1983年国务院发布《烟草专卖条例》至今，已经快34年了，“统一管理、垂直领导、专卖专营”，从来没有改变过。

更重要的是，“天价香烟”的出现，看似是经济问题，其实背后有着复杂原因。说到“天价香烟”，不禁想到“买的不抽，抽的不买”，尤其是其对应的送礼文化和官场消费。从2012年到现在，八项规定实施四年多了，“买的不抽，抽的不买”已经成为过去时了吗？答案恐怕不会那么乐观。也正是这一点，让“天价香烟”不同寻常。

能够卖出上千元甚至数千元一条，这些“天价香烟”的品质，想必会好一些，但要讲真值这么多钱，恐怕也未必。讲到这里，不能不提“符号消费”，也就是指消费者除了消费产品本身，还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即对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或“内涵”的消费。这也是奢侈品消费存在的心理基础。体现在烟草消费上，对应着什么人抽什么烟，有一些人认为自己身份到了，必须抽与其相配的烟。

诚然，符号消费也是经济形态的一种表现，但要看到，符号消费与送礼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环视现实不难看到，现在很多官员不敢开门喝高档酒了，但抽“高档烟”“天价烟”还大量存在，与过去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依一个官员的正常收入，能够抽得起“天价烟”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天价烟”来自哪里，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有人可能会说，不排除一些官员家庭条件较好，能够买得起“天价烟”。姑且听之，也要看到，官场消费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示范作用和导向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体现在消费中也是如此。可以讲，能够抽得起“天价烟”的，非官即富，而官员和富人常常发生频繁的互动。当一个富人与官员接触时，看到官员抽“天价烟”，必然受其影响，甚至投其所好。在这里，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了一门政治经济学——这也是许多高档消费品不断提高价格、一路奔向奢侈品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天价烟”要害所在。

“天价烟”重回市场带来了丰富联想。正如公众想问的，存不存在官场消费，有没有官场消费的推动作用？可以讲，官场消费放大了“天价烟”，而“天价烟”的存在也刺激了官场消费。两者是沆瀣一气的关系。更何况其中还存在“买的不抽、抽的不买”的流弊，这一问题的存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作风建设任重道远。自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官场风气焕然一新，大吃大喝明显降温。希望“天价烟”消费也能引起重视，堵起这个漏洞，为社会消费做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