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认为，器官移植应属于基本医疗服务，今年提出了心、肺、肝、肾的移植都要纳入大病医保。他今年的一个提案是尽快修订《人体器官捐献条例》，以此为将来制定《器官移植法》做准备。

心肺肝肾等器官移植，虽然涉及的病人总量不多，不过个体的医疗成本却极其昂贵。比如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后，湖北首例过度医疗判赔案中，武汉某高校的小张耗费百万，两次换肝后不幸死亡，法院经过审理后作出判决：医院应返还小张支付的肝移植医疗费76万余元，同时赔偿原告17万余元。还比如，原著名演员傅彪两次肝移植手术就近90万。从惠及群众、真正实现大病保障的角度而言，将器官移植纳入医保势在必行。

无论是基础医疗还是大病保障，实现医保的扩容并达到全面医保的目的，既是公众的诉求与期盼，也是医疗发展的终极目标。若能达到“免费医疗”的目的，那更是人人无比羡慕的美好愿景。不过，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极大差异性。在医疗资源不足、医保资金存在缺口的情况下，任何项目的调整都有全局性影响。时下，把器官移植纳入医保的民间呼声较大，也是历年两会上诸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在2016年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暨国际器官捐献与移植高级研讨会上，黄洁夫就提出国内大病医保的覆盖面低，应当把器官移植纳入医保。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大家的共同努力，此事应有一个积极的结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5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四年来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增幅已经从基本持平转为明显的“收不抵支”。这意味着，一方面对医保资金将会形成更大的压力，医保项目的扩容，也与稳定支出的趋势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医疗改革是一项系列工程，医保也需要体系化配套，若无医改的更有质量和水平的推进，那么“××项目进医保”就会成为顾此失彼的加减法，也让决策者在决策时犹豫不定。

国内医疗改革明显成效，群众看病难和贵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权威数据显示，国内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在2001年时为60%，到2011年下降到35.5%，到2015年降至30%以下，为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国际研究认为，在医疗费用支出中，个人自付比例在20%-30%之间是最合理的，最有利于节约资源。从这一点来说，医保政策不但应当扩容还应提质，做到“量质提升”的绩效管理。

不过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实现全面而高保障的医疗制度，靠“政策性医保”无以做到也无以实现，只有采取“政策兜底，商业辅助”相结合的方式，让商业保险在其间发挥重点兼济的作用，才能最终实现低支出的“全民免费医疗模式”。以美国为例，其实行的全民免费医疗模式是以社会商业保险模式为主，所谓的社会商业保险模式就是：多投多保，少投少保，不投不保。德国也是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模式的国家，但医疗费用不是国家出的，而是由社会保险来承担医疗费用；英国的全民免费医疗模式以基础医疗为主，简单来说，就是以基础保障为前提。而其他由国家财政作为绝对保障的国家，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大，也面临着难以为继的风险。

目前我国医保政策是覆盖率不高与使用率偏低双向逆行的态势，若不能持续改革，优化内部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那么保障项目的扩容，都只能像“挤牙膏”一样，无法做到全面兼顾，更无法确保基本的公平。以器官移植纳入医保为例，究竟是心肺肝肾移植先行，还是其他所有器官移植都应一视同仁；以及其他自费的大病，是否都应一并纳入？需要全盘考虑，而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而，还在为什么项目纳入医保而纠结，本身就意味着医保的保障水平不高，意味着医疗改革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