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单炒信，指商家利用网络虚拟交易炒作信用的行为。随着监管层逐渐发力，行业跟进“黑名单”制度等，像刷单炒信这样打擦边球的行为越来越没有空间。前不久，杭州市更宣判了国内首例刷单入刑案，组织者李某通过刷单获利30万元，另收取保证金50余万元，被判有期徒刑5年9个月。

在打击网络虚假交易的“亮剑”过程中，此案具有标志性意义。以往对于刷单炒信行为的规制，落脚点往往在责令整改上，通过删除账户、屏蔽店铺、限制交易等进行，或者由工商部门出面查处，象征性罚款等。上升到法律层面上追究责任，严格来说有一个先例，即2015年“12·18淘宝恶意刷单案”，以“破坏生产经营罪”结案，不过该案具有“反向刷单”特点，即给竞争对手刷差评，不能代表刷单炒信的所有情形。今天我们所指的刷单炒信大约包含三个层面，即给自己刷好评、刷信誉，给对手刷差评。之所以说这起案件更具代表性，概因它更符合我们对刷单炒信的认识，而且极为明确地表示出它也可以受刑法规制。过去有些看法认为，对于涉案财产数额不大、情节轻微的刷单行为运用民事、行政等非刑事手段即可处理。将刷单炒信行为入刑，势必能极大增强震慑力，进一步净化网络交易环境。

虽然上升到刑法评价可以深化人们对刷单炒信的再认识，但客观来说，能不能形成普遍示范还有疑问。首先从手段上看，比之自建平台，现在的刷单炒信更隐蔽、更不易被发现。据《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年报》披露，2016年阿里发现微信、QQ、YY等社交软件专门从事信用炒作的群组5060个，考虑到这仅是一个电商平台的内部监测数据，刷单炒信的真实产业链可能更为庞大。其次从流程来看，很多刷单炒信行为已然很难被识别。2016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曾曝光一家刚刚开设的网络店铺，即使没有任何商品，也能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刷出275单交易，仅仅一年之后，这类刷单方式已难寻觅，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级的“刷空包”方式，店铺投递空包裹，消费者签收后评价，这一流程完全合乎网购的一般过程，更不容易被发现。上述种种趋向隐蔽的特点，说明了刷单炒信具有极强的利益生成机制，在加强法律惩处力度的同时，也应考虑从其他环节切入，斩断利益链条。

在刷单炒信这条产业链上，组织者、卖家和刷手是三大主要角色，严肃追究组织者的法律责任是其一，卖家和刷手也同样不可轻视。对于卖家，国家发改委曾会同多部门拟对炒信行为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于买家，因为责任较分散、情节较轻微，在相应追责上容易被忽视，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有可能创新出新的评价方式。众所周知，刷单炒信依附于好评度、信誉度这样的量化评价机制，这种评分机制的特点是计算所有评论的平均数，导致虚假评论对产品整体评分产生重大影响。国外电商网站亚马逊就表示，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来对虚假产品评论和评分进行甄别。相比而言，国内一些电商网站掌握着大量用户数据，并不缺乏确认消费者身份的能力，那么，是否可以在平均数计算上引入权重，让真实消费者发表的评论得到更高的权重，在更突出的位置展示出来？此类设想有无可能，还需要具体研判，但不可否认，要想对刷单入刑说不，重在法律之外做好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