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及南疆的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区)三州(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是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难啃的“硬骨头”。

2012年到2017年，我国取得了年均脱贫1370万人、5年累计减贫6853万人的历史性成就，不仅使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坚实推进，而且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脱贫攻坚战越到后期，工作难度越大，尤其是“三区三州”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不少贫困群众的脱贫能力弱、思想观念相对落后，基层组织比较薄弱，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在这种情况下如期实现“两个确保”难度不小，仅仅靠当地的力量显然无法完成上述任务。因此，必须要进一步聚焦脱贫攻坚战的“精准区域”即深度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集中聚居的“三区三州”。

首先，继续鼓舞士气增强信心，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凝聚强大精神力量。贫困问题具有长期性，但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艰苦努力，改革开放40年来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脱贫攻坚、精准扶贫采取的一系列关键举措，我们到了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时期，这是摆脱历史上从未解决的绝对贫困的关键时期。事实上，如果仅仅从“两不愁、三保障”的角度看，国家投入的扶贫资金是相对充足的，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应该是有底气的。各级干部群众的干劲只可鼓、不可泄，更不要因为困难多而出现懈怠、拖延、疲惫情绪。

其次，抓好两大基础社会建设，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着力提升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道路、电力、通讯等物质基础设施薄弱与教育、卫生、公共文化等社会基础条件不足，是导致“三区三州”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绝对贫困的两大基础原因。在这种条件艰苦、公共基础设施短缺的情况下，人们的素质得不到开发提升、传统习俗环境下积累起来的“等靠要”观念制约了当地群众的脱贫能力。

调查显示，在全部扶贫工程中，有两个趋势值得引人深思，一是具有普惠性的工程项目，比如“两免一补”政策、村村通工程、教育扶贫项目、资助儿童入学和扫盲教育等项目获得的满意度评价相对更高，这些项目直接帮助了贫困人口(例如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使贫困农户劳动力获得收入)，使工程所在地区的几乎所有人都受益，针对性很强的项目直接效果更明显;二是技术推广及培训项目、人畜饮水工程、扶贫培训项目、移民搬迁工程以及退耕还林还草补助工程等扶贫开发项目的满意度评价相对得分较低。从总体上说，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扶贫效果得到了群众的基本认同。在上述效果显著的措施中，应该把基础设施改善与增强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有机融合。只有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才能为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奠定坚实内生动力。这是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必须坚持的积极反贫困的长期策略。

再次，客观评价“三区三州”脱贫攻坚工作的经验成绩与挑战问题，着力提升实际工作效率和脱贫攻坚长期效果。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领导责任、坚持正确策略、坚持真抓实干、坚持群众主体和社会动员是中国脱贫攻坚取得成效的经验。但是，责任面前杜绝“运动式”扶贫难度加大，考核指标压力下形式主义、作风不实的问题时有出现。如何提高相关政策的协调性、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基层部门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同样，不把指标作为唯一衡量杠杆，利用国家大规模投入的大好时机，扎扎实实做一些打基础、利长远、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性工作，是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最后，及早谋划后2020脱贫攻坚和国家反贫困的长期战略。2020年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近在咫尺，但是，长期反贫困的问题将接踵而至。贫困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无法摆脱的顽疾，要及早谋划后2020反贫困战略，也就是围绕“相对贫困”而攻坚的长远规划和工作思路。一方面，要抓好三年反贫困攻坚期的各项工作部署的落实;完成“在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一个都不能少”的共同富裕理念，继续做好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反贫困行动，实现“两个确保”战略目标;另一方面，要抓好从摆脱绝对贫困的攻坚战向与贫困作斗争、实现共同富裕持久战的战略研究和工作规划，这是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工程。面对2020之后的生存性贫困问题，要发挥好兜底性社会保障作用，不断增强兜底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和保障功能，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使其通过国家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同时大力发展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建设全民普惠、共建共享的发展型社会保障，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提升国民综合素质，完善稳定脱贫和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