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的清华毕业生周森锋全票当选湖北省县级市宜城市市长后，因其年龄和名校毕业的身份，在舆论中引起极大的争论和质疑。针对许多网友对其家庭背景的怀疑，当地组织部门回应称，周森锋来自农村、没有家庭背景，媒体调查也发现其父仍在窑场打工以补贴家用。网友仍穷追不舍地质疑其妻“襄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背景，当地有关部门又辟谣称，其妻只是市人大下属一个部门的副主任。面对质疑，29岁的周森锋向舆论请求“给我不受干扰的成长环境”。(《京华时报》6月24日)

树欲静而风不止，别指望舆论会选择相信周森锋，阅历过无数类似的腐败版本、脑子中充满无数腐败想象、对制度充满不信任的网友，并不会因此停止质疑，他们会不断寻找疑点继续质疑下去——虽然我相信这个优秀的青年是靠自己的奋斗获得今天成就的，但我很理解许多网友的焦虑和怀疑。一个最大的感慨是：这是一个没有了佳话的时代。社会的复杂，人心的不古，道德的滑坡，人际的猜疑，普遍弥漫的不信任，将一切在古典时代可以成为佳话和美谈的东西击得粉碎，粗暴地拉下道德神坛，接受最苛求的质疑和最世俗化的审视。

如果29岁的周森锋生在古典时代，他的年龄、他的经历、他的成就和他的品质，一定会在乡间传为美谈。他的故事中有太多可以被传颂为佳话的因子：出身寒门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名牌大学，其后一定有类似凿壁偷光、囊萤夜读的动人故事；靠自己的奋斗而仕途坦荡并获得今天的成就，又可传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宝剑锋从磨砺出”之类的美谈；然后，自己当官后父亲仍在窑场打工补贴家用，这又是一则“富贵不改本色”的美丽剪影。还有，他的低龄，也会被坊间传颂为用人上的不拘一格和选官上的唯才是举。翻翻二十四史，历史典籍中写满了这样的美谈佳话。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了佳话，那些在过去可以传为佳话的素材，都成了丑闻的作料。

人们怀疑周森锋的年龄，这么小的年龄是怎样爬上这么高的职位的，经过了多少“不正当”的手段？人们怀疑周森锋的少年得志，没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怎能如此平步青云，不是靠有权的爸爸就是靠有权的岳父？人们怀疑周森锋的穷人身份，是不是为了博取舆论同情而仿造的简历，怀疑他的学历，名校学历是买来的吗？甚至连“父亲仍在窑场打工补贴家用”也成为怀疑目标，这是不是作秀？我们的脑子中已经容不下对佳话的美好想象，而是充满了对丑闻、阴谋、交易、权势、作秀之类的阴暗猜测。

其实舆论不仅针对周森锋，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如此。古典时代那些励志勉人的佳话版本，今天被我们先入为主地传为了丑闻。比如，贫困大学生在食堂偷偷吃剩饭，过去会被传颂为“梅花香自苦寒来”，而在今天却会成为人们痛斥社会不公的靶子：为什么贫困大学生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救济，而沦落到偷吃剩饭的悲惨境地？一个人获得某种特别的成就，舆论不是去传颂他的品质和学习他的精神，而是追问他有没有一个富爸爸或背后有没有什么交易。一件好事情，人们首先不去夸赞它的美好，而是本能地去质疑其后有没有见不得阳光的动机。佳话已成为古典时代历史典籍中的展品，我们时代的土壤上已经生长不出那些故事，我们的想象力已经与佳话绝缘。

写下这些，并不是想批判这样的“丑闻思维”。在当下的制度语境中，我理解这样的社会焦虑。绝对权力未得到遏制，权力通吃深入社会的毛细血管，我们不敢相信佳话和无暇消费佳话；丑闻一次次地突破我们的想象，我们不得不对看似美好的事物作最坏的猜测；基础秩序的沦落，让人际间和社会中滋生出一种近乎变态的不信任，怀疑一切，消解一切，用“有罪推定”的心态打量一切。什么时代盛产什么样的故事，佳话的产生、传播和接受，需要一定的道德环境，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生态对应的，可能是人们对丑闻情不自禁的想象。怀疑容易，信任很难，我们似乎没有资格消费那些佳话美谈。

然而，年轻人的努力奋斗，需要佳话的励志；一个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佳话的滋养。当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看到的不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类的佳话，每天充斥于眼中的都是“工作要靠富爸爸”、“北大人大不如权大”之类的丑闻时，夜阑人静之时，他们怎么去做梦，他们会做什么样的梦，这个有崛起雄心的大国又做着怎样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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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的市长周森锋，命运似乎注定要跟小概率事件挂钩。

他是幸运的，一场政坛“ 大地震”后成为当地人才战略“一号工程”的目标，2004年7月，由清华学子空降为襄樊市建委副主任，6月21日，当选为宜城市市长。但是，他又是不幸的，虽有市长之名，其实不过处级干部而已，比他更年轻而居高位的大有人在，偏偏他成了媒体的焦点。

他的幸运由于太多的破例变得不可复制，也没有太多的社会意义，但他的不幸则透露出强烈的社会信号，那就是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诉求，背后是一种民主的焦虑。

2005年11月8日，18岁的高中生塞申斯以2票优势击败前任市长当选密西根州希尔斯代尔市市长，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市长。媒体当然不会放过他，他参加了《深夜会见大卫·莱特曼》、《今日秀》等访谈节目，还上了《今日美国》的封面，但人们表现更多的是惊奇而不是质疑，因为这是希尔斯代尔市市民投票的结果，而选前塞申斯通过挨家挨户的造势，让市民们认识到“他很聪明，他关心这个城市”。

当然，美国的市长不可与中国的市长相提并论，但这个美国故事揭示了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则，权力既非神授，也非世袭，而是民与。遵循了这一原则，什么样的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

在周森锋的仕途中，更多的是组织的影子，而由于系等额选举，所谓的“全票当选”也缺乏说服力，对于这样的结果，公民的关注甚至质疑再正常不过。

但周森锋显然极不适应，在目前唯一接受的采访中他说：“原来，我面对的主要是工作压力，我现在面对的是很重的社会压力，工作压力倒成为其次。从保护一个青年正常成长出发，我希望媒体少些对我的关注，给我更多的工作和思考时间……我渴盼能安安稳稳实施自己的施政主张，淡出人们的视线和媒体的焦点。”

这番表述暴露了周森锋在民主政治上的稚嫩。恩格斯说过：“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便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政府官员的隐私权受到适当的限制，这是民主政治和宪政制度的应有之义。其实，如果不是媒体的报道，他怎么能够摆脱有关“背景”的猜疑呢？

为了“淡出人们的视线和媒体的焦点”，周森锋颇费苦心，他给母校河南禹州市第三高级中学领导和办公室主任打过电话，特意交代“压力太大，不想被过于关注”，希望学校不要透露他的更多信息。从这一做法来看，周森锋又是何等的老成。这符合传统吏治下的生存法则和行事规矩，不当“出头鸟”，不做“招风大树”，见面就说“今天天气哈哈哈”……但这样的结果不是与干部年轻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吗？

选择逃避，对于周森锋和背后的有关部门来说都是不明智的，而真正能帮他们解套的反倒是媒体，当然不能只靠说，更要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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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城诞生了29岁的市长。

29岁的市长名叫周森锋，清华大学研究生，2004年毕业，第一份工作是湖北省襄樊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他担任宜城市市长，是在人大会议上全票当选。

对于周森锋来说，这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他的仕途已非平顺可以形容，简直称得上是火箭发射。

对于干部提拔任用制度来说，这是一个突破。选拔29岁的人出任市长，是一个特例，在这个特例身上，没有论资排辈，没有畏首畏尾。从目前官员系统的整体表现来说，事实也将可以证明，一个29岁的市长，未必不可以比别的市长做得更好。

周森锋全票当选宜城市长，不管是否有“做工作”的因素，都难以排除投票者们对他所寄予的希望，人们希望出现一个新的面孔、一个有活力的面孔。周森锋不可能在选举前表达自己的主张与见解，只可能在选举后表达“不辱使命”的决心。这样的选举很难说是基于对候选人的全面了解，而是基于对组织推荐的相信或服从以及对新面孔的期待。

在当前语境下，选拔任用一个29岁的市长，可以成为一个地方活力和锐气的证明，因而，诞生一个全省乃至全国最年轻的市长，本身可能成为促成这一任用的动力。

人们对官员的期待，正在从冀其大有作为转变为“起码少一点腐败”。一个年轻、外来、且有真实的高学历的市长，让人对其能力产生期许，设想他因政治前途远大而可能保持清廉，并能因较少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而革故鼎新。

这是一颗政坛新星的升起。这颗新星的升起，固然需要自己的努力，但更取决于组织的信任和安排。他是组织培养的结果，他所做的是不负组织的培养。组织为宜城市选择了一个干部，安排他担任宜城市长，这个人选通过了选举程序。

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就能获得副处级官员岗位，这不是谁都可以获得的机会。这个机会来自于“襄樊两年内引进硕士博士182人”。这样的引进计划并不经常，也不可能经常。而公共职务的竞争，总体上应该是排除机运成分的。

周森锋从182个被引进者中率先冲线，证明了他有某种过人之处。他的过人之处在哪里，我们并不了解，也无法评说。他以不到5年的工作经历，成为一个城市的行政长官、全省乃至全国最年轻的市长，但他仍然是一个陌生人。人们看到他的履历，那只是他何年出任何职而已，除此之外，人们只知道“责任心强，作风民主，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这样的“组织鉴定”。他获得了选举的全票，但不同于竞争性选举，在竞争性选举中，一个候选人的所有情况都会被弄个底朝天，优点、缺点、业绩、过失、社会关系、家庭背景等等，都会广为人知。

在中国，任何一个官员都是在选拔任用制度之下成长，包括那些落马的官员，甚至买官卖官现象也是基于选拔任用制度的，虽然那是对选拔任用规范的违反。一个29岁的市长，可以表明选拔任用的大胆突破，不足以表明选拔任用本身的完善，不足以证明选拔任用模式对公共职务进行的管理可以做到充分合理。

出现29岁的市长，是一件突兀而且有新意的事情。不过，地方政治的活力，根本而言在于民主的扩大，在于公开性的增强。从选拔到选举，这才是方向。(作者为知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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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下午，湖北宜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任人民政府市长。以全票当选市长的周森锋今年29岁，系湖北省目前年龄最小的市长。(6月22日《新京报》)

这则新闻，引发了争议，这些争议表明，青年官员的任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敏感点倒是未必在年龄，而是在某种不确定的因素下，官员升迁之路该如何透明。

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从新闻本身透露出的内容。周森锋市长2004年清华硕士毕业后，借着襄樊两年内引进硕士博士182人的机会，一下成为一个副处级的干部。然后在襄樊地区的市建设委员会、城市规划管理局从事副职的工作，而且并非一个技术型干部，这段时间占了他总共不足5年职业生涯的四分之三，他所任市长的宜城市，是他10个月前刚刚调动过去的。而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的简历里并未透露其曾经在这个地区有何出色的建树与业绩。

我查过所有报道此事的新闻，都很泛泛地说他“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是责任心强，作风民主，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之类的套话，并无具体的政绩介绍。纵观其职业生涯，基本都是担任副职的经历让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全票”通过而担任了市长。

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这个“全票”。我相信这位清华的高材生具有种种优点，甚至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当地官场的一致尊敬，但这个“全票”则未免有些过于体现其能力了，有一种不甚真实的感觉。

另一个就是这种近乎火箭的升迁速度。作为读者，我们并不知道其能力到底如何，也并不知道具体的政绩，但似乎这么快地到达一个行政高度，必然不能只靠那些泛泛的说法就能服众的。但目前除了这些资料外，并无其他可供参考。

说到底，这还是因为民众对于官员的升迁与奖惩不甚透明所导致的疑问，年龄问题不过是新闻噱头，引发了更多的关注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想释疑于大众，必须要把更多的背景说清，如曾经的政绩如何、家庭背景怎样等。权力的授受是公众事务，接受公众全面监督是必然之举。一个青年官员如何蹿升必然会引起猜想，进而产生很多未必合适的联想。这种联想有时是很伤人的，甚至伤害到青年官员本身。于公于私，这都必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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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襄樊市下属的县级市宜城市人大的一次选举，让29岁的周森锋备受关注。这位“80后”的清华大学硕士，被当地一位公务员认为是“中国政坛第一人”。据说，成为“第一”的因素有两个，一是29岁就担任了县级市党政正职，二是他是中国目前最年轻的市长。

这位年轻的市长，立刻引起网友们的热议。赞成者认为，干部就应该从一出校门时就培养，这样，才能让他们充满理想与抱负，有棱有角；反对者认为，这是片面追求高学历的结果，这样任命干部显得太轻率；更有网友指出，29岁任市长，是好事，但需要加强监督和引导。

此前，山东就因出现“28岁副厅级干部”而引起舆论热议。人们除了怀着好奇心去探究这些年轻干部的成长经历之外，还对其如此快速的晋升，产生不少的困惑和疑虑。甚至有网友坚信，他们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神秘背景，否则，其晋升之快就违背常理，让人难以置信。

周森锋的经历，得益于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引进高素质人才的干部政策。就像前一段舆论热炒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志、张政等人的“从政”一样，为了吸引高素质人才去西部挂职，中央一些部门早就推出了博士团服务西部计划。人们津津乐道的王志，不过是按照这一计划派往西部服务的高素质人才中的一员而已。

同样，从周森锋的经历来看，其清华大学一毕业，就担任了襄樊市建委副主任——以25岁的年龄、初出校门的经历，直接担任副处级干部，相对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官员晋升体系而言，已经具有了相当的传奇色彩，以至于至今还有网友追问：凭什么一毕业就当副处级干部？

其实，周森锋只是襄樊市引进的高素质人才中的一个。两年内，与他一样从各个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到襄樊市任职的干部有182人，他应该是182人中的佼佼者。首先应该看到，这些人集中到一个地方任职，对于提高当地干部素质，改善政治生态，进一步促进当地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引进具有硕士、博士教育背景的干部，不是片面追求高学历，而是看重其知识背景的广博、看待事物视野的宽阔，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意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引进人才和干部，让一些地方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地区战略和解决深层次问题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变化。

当然，这只是引进高素质人才的积极一面。也应看到，这些引进干部中，由于从家门、校门直接走进机关的大门，很多人还缺少实践经验，缺少基层工作的历练和摸爬滚打的真实考验。在进入社会之后，也会有人不适应，不懂得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复杂性和普通百姓的民生艰难，可能以“书生之见”和“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脱，把很多复杂问题简单化，从而给当地工作带来麻烦。也有少部分引进干部因缺少对当地群众的朴素感情，在突发事件和重要社会问题处理中有些言行不合时宜，甚至激化了矛盾。

目前，中国社会处在黄金机遇期，也处在矛盾凸显期，很多深层次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而逐渐显露出来。一个29岁的年轻人走到县级市党政正职的位置上，面临严峻考验—如何清醒地认识复杂的现实，理性应对各种挑战，超越因年龄过轻、阅历过少带来的自身局限，真正成为让一方群众放心的行政首长。同时，由于任职市长会掌握较多的行政资源，各种利益纠葛、各种物质诱惑和各种压力矛盾，会让一个29岁的青春显得过早成熟，也会过早沉重起来。

前任外交部长李肇星曾经告诫自己：“在世界面前，我微不足道，和祖国加在一起，赢得了些许骄傲。”也有人曾经寄语李肇星：“天使能够飞翔，是因为她们把自己看得很轻。”因此，如何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对于每一个身处重要岗位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成长中的必答题。如何保持一颗平常心，如何在越来越多的谦恭和赞美面前，保持头脑冷静，这些问题对于“80后”的市长，也有着格外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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