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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权的方式不再是制度化的，而是技术性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这样的维权之举明显是本末倒置。从根本上讲，旅客采用这样极端的维权方式是不理智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因为存在着正常的、合法的、制度化的维权通道没法保证乘客的正当权益。加之机场的垄断经营方式，造成一些机场方面没有树立起以旅客为重的服务意识，旅客与机场方面不能形成平等对话机制。旅客为了使得维权效果最大化，欲图通过让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借此获得与机场谈判的筹码。 >>>详细
　　2004年出台的《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失于粗放且无强制力，一些航空公司均无相关的实施细则。这样一来，航空公司因航班延误而应对乘客的赔偿要求时就显得进退失据。不适当的赔偿，要么像深航这种“破例赔偿”助长乘客偏激维权之风，要么因赔偿过低而难以化解矛盾冲突。可见，用一部类似航班延误处置办法的法规来规范航空公司的赔偿行为，避免对乘客赔偿的随意性，已刻不容缓。 >>>详细

　　 这群旅客在航班出现问题时，不仅长达数小时得不到妥善安置，甚至还被锁在登机口门外淋雨半个小时，有旅客因此着凉而发病。当他们采取了严重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冲上滑行道后，不仅不到5分钟就得到了安抚，而且还每人获得了1000元的赔偿。　>>>详细
　　这种方式一下子奏效，获得可能超过正常范围的赔偿。这已变成“非理性”方式，真是：不闹不赔、小闹小赔、大闹大赔，理赔的依据不是现有的法律、已定的规则。这似乎正在成为一部分人的“社会经验”，容易误导人们以非寻常的方式表达意见，维护权益，从而陷入恶性循环。企业方不能不引起反思，出现问题后需要认真对待，及时、负责任地妥善安置旅客才是上策。 >>>详细

　　 拦机的不智和越界，自有法律约束，航班延误的实质性违约，谁来负责？
　　航班延误的原因，不能全部归咎于航空公司或机场的管理不善。航空飞行的大众化，航空管制增多，低空航线开放不足，天气变化等不可抗力因素，都可能造成航班延误。消除或减弱这些延误因素，非一时一日之功。但是，即使是在现有的供应能力中，也应该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改善空间，实现更高水平的服务，以此降低旅客的情绪激烈度，而不是漠视不管，无为而治。比如，有的航空公司为避免延误超过4小时而面临的赔偿，明知不可能准时起飞，也提前让旅客登机，旅客在狭小空间内长时间等待面临的诸多不适则无人过问；比如，对于航班延误而须履行的告知义务时有时无，令旅客无所适从。　>>>详细

　　 旅客选择乘飞机出行，其目的就是为了快捷舒适。而航班延误，无疑使其快捷的特点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转机，耽误重要公务或私事，带来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损失。即使有所赔偿，也不是千八百元人民币可以补偿的。当然，航班延误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因为气候天气、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二是因为民航管理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应该得到乘客的理解和谅解。但民航方面应该在第一时间说明情况，并与乘客保持及时的沟通。目前的问题是，由第二个原因引起的延误似乎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解释与沟通越来越不够。 >>>详细

　　 “因为补偿数额比较少，司法实践中很少有乘客起诉航空公司维权的案件。”李春华分析说，聚集的人群、不明确的信息再加上社会结构的紧张，一旦遇到导火索，如乘务员态度不好等，便很容易发生群体性的过激行动。李春华表示，在这种群体性事件的氛围下，很少有人会考虑法律如何规定，自己的行为会面临何种法律后果。 >>>详细

　　 赔偿并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比如国外的航空公司会在服务细节上做得很好，第一时间主动告知旅客航班延误，每隔一段时间会和旅客沟通等。一般情况下，外国航空公司不会给旅客现金赔偿，会通过诸如提供很舒适的住宿，赠送一定里程等方式补偿乘客。这种通过服务的方式来补偿旅客的损失，既让旅客心情比较愉悦，也避免了有的旅客会过度纠缠在赔偿金额问题上，而令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