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府宴客”的招牌竖在深圳凯宾斯基酒店海珠城美食会底层；三楼，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正嫁女。在五星级酒店宴开110余桌，刘副局长表示，自己也关注到，近日廉江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因为设宴收红包被停职，但自己和亲家都算是本地人，乡亲众多，情面难却，思虑之下，还是设宴。其称，宾客中八成以上是村民与旧友，但拒绝透露宴席价格与礼金情况。(11月4日 南方网)

领导也有家常事，嫁女儿摆婚宴不是不可以理解，但面对媒体“盘问”，遮遮掩掩就不必了。

看过太多的公权人物借着儿女婚事，或大肆敛财，或占用公共资源，人们就有权利通过媒体来了解真相。按说前有廉江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因为设宴收红包被停职一事，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嫁女应该吸取教训才是。虽然“刘府”在哪个级别的酒店开了多少桌婚宴，有自己的自由，但是有些情况是“自由”不了的。比方公安系统的下属同事是否扔下工作来“帮忙”的；礼金红包有没有被“管辖”的商人老板主动“献身”的；尤其是有没有公车私用的情况。

从记者曝光的材料来看，最起码两点刘副局长不能“躲猫猫”：一、酒店停车场内有数辆O牌公务车辆，这种牌照是公安部门的警用特殊牌照，与这场婚宴到底有没有关系？二、两辆机场大巴作为婚宴车辆开到现场是怎么回事？刘副局长任职在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机场大巴出动，难道就没有公车私用的嫌疑？面对记者采访，这能搪塞过去吗？

最后想说的是，嫁女儿收了多少礼金可能是某个家庭的隐私，但对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来说绝对不能“无可奉告”。依我看，嫁女儿的深圳公安分局副局长还是向组织和百姓说清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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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廉江市纪委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婚丧喜庆操办范围，其中，“副股级及其以上干部摆宴席超过10桌,或利用婚丧喜庆之机敛财的，一律先免职后查处”。

这一“硬性规定”一出，立即引发了一些争议。此前，廉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摆乔迁宴席的消息，曾引起舆论的广泛质疑。有人说，这名副局长摆的是宴席，炫耀的是权力。因此，廉江市纪委“紧急通知”被认为是举一反三、叫停相似情况的应急措施，有促进当地党政官员廉政作风的积极意义。但更多网友用“走形式”、“做表面文章”和“治标不治本”来质疑这一规定。

因为在中小城市，或者在县城乡镇，婚丧嫁娶举办宴席是人之常情。社会传统的维系，亲情友情的表达，人情冷暖的感知，都通过一些家庭“大事”体现出来。因此，面对这个“廉江规定”，有人质疑，升学、乔迁等限制在10桌是可能的，而子女结婚的喜事上，男女双方的亲戚朋友加起来，怎么会不超过10桌呢？就算出台这一规定的人真的铁面无私、两袖清风，甚至不食人间烟火，也应该考虑相关规定的执行难度，用这种“一刀切”的手段向基层干部的家庭宴席说“不”，会导致无人遵守、最终沦为一纸空文的尴尬。

另外，这种规定永远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规定尽管很“硬性”，不是不让超过10桌吗，那好，每次9桌，分5次办，这种“分期分批”或者“同期分地”宴请，在凡是有纪委狠刹大操大办之风的地方，已经被当成“普遍做法”，渐成气候。反而使宴席举办者、参加者更加心照不宣，具有更深的隐蔽性。至于“廉江规定”中的婚丧喜庆事宜的申报，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少报多请，更容易流于形式。

事实上，在受到舆论质疑之后，廉江市纪委将板子打在大操大办上，并通令开始限制宴席规模，并没有错。但更应该看到，导致基层官员婚丧嫁娶宴请规模过大的，不是这个敛财之“机”，错也不在宴席，而是一些党员干部手中“权力的傲慢”，因为有权，而且不愿意接受监督，就会让送礼者趋之若鹜。多年前，因腐败问题落马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一次生病住院，就在医院里不断接到下属以探病为名送来的巨额现金。马德的买官卖官案也因此轰动一时。所以，官员是否腐败，大操大办宴席只是表现之一，对于有的官员而言，不办宴席一样敛财。

透过廉江市纪委的规定，我们更应该看到，在互联网舆论时代，各级纪委、司法部门要对网络举报、媒体曝光予以高度重视，将其作为查处违纪、追究犯罪行为的重要信息渠道。只要这样，才能随时将官员的腐败行为置于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之下。此外，还要在完善基层官员的财产申报、信息公开制度上下工夫，毕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出台禁令固然重要，但不做表面文章，不流于形式，有效监管，注重实效，在回应社会期待、惩治腐败行为的当下显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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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3日晚，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刘副局长嫁女，共设宴110桌。刘副局长表示，自己和亲家都算是本地人，乡亲众多，情面难却，思虑之下，还是设宴。其称，宾客中八成以上是村民与旧友，但拒绝透露宴席价格与礼金情况。（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1版）

前不久，廉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乔迁之喜，据说是办了80多桌酒席，相比之下，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的刘副局长级别虽然低了一些，但其嫁女设宴110桌却更胜一筹。

这不是什么让人兴奋的官场新闻，引起笔者关注的原因，是刘副局长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对政治、现实的人情世故都很清楚，但这件事实在没办法。希望你能体谅我，换到我这个环境就能理解，我也有苦衷。”这照例引来了网友的冷嘲热讽，大有引领新一年“官员雷话”的潜力。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类人情往来的场合，往往就是腐败的开始，甚至就是腐败的一个变种。副局长也许不会明确要求什么，但谁能保证有求于他的人不会自觉地讨好他？即便宴请的宾客中多为村民和旧友，但他们难道就没有成为行贿者的可能？

不过，与“官员豪宴就是一封举报信”的公众反应相比，我认为刘副局长的“我也有苦衷”有进一步解读的必要。刘副局长坦承，他也关注到了近日廉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陈锡照因为设宴收红包被停职事件，并想到了嫁女设宴的事会被媒体曝光，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么做的舆论风险。那么他为何还要这样做呢？“我也有苦衷”或许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托辞。

官员并不是只有官员这一种身份。虽然我们对官员有更高的要求，但并不意味可以忽视官员多重身份的存在。解决这多重身份之间的矛盾，需要一个制度化的出口，以区分出公权与私权的边界，使得官员的行为有章可循。以人情往来为例，根本杜绝并不现实，但有好的制度加以规范吗？要么用力过猛不切实际，要么过于宽泛无法操作。陈锡照乔迁收红包事件被曝光后，廉江市纪委迅速下发了一纸“限桌令”，这种事后补救显然只具备应付舆论的功能。

根本上说，官员嫁女摆多少桌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官员拿什么来自证清白？官员财产申报千呼万唤至今仍在试点中，于是只有依靠网友爆料媒体曝光的方式来突击反腐，尽管一反一个准，但显然不具有普遍意义和制度价值。比关注人情腐败更重要的是，正视腐败形式产生的现实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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