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向食盐专营说“拜拜”的时候了2010-01-08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由于食盐的生产只有少数地区（如沿海或者一些拥有盐湖、盐井等自然资源的地区）能够进行，所以极容易为垄断商人所控制。古代中国的统治者通常将食盐专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盐税也就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
历史上存在着两类食盐经营模式：一是直接专营制，即由国家完全垄断食盐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二是间接专营制，即国家垄断食盐的生产环节，而在食盐的销售上允许社会参与。我国现行的食盐专营制度就属于间接专营。
专营制度从春秋时期管仲开始实施，当时主要是盐和铁，历来关于专营制度有著名的《盐铁论》作为经典教材。1949年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盐业管理条例》、《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和《食盐专营办法》等法规，从法律上确立了食盐专营体制。
不可否认，食盐专营为国家的财政和民众的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过了2600多年。今天，食盐专营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要求。
在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的当下，盐税早已不再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早已不再是可以被极少数商人垄断的稀缺品。食盐的生产，现在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技术含量了。按理说，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食盐也该推向市场。可是，我们的食盐专营制度 “我自岿然不动”竟然成了为食盐专营部门牟取暴利的工具。
食盐专营的改革必然要触动一些集团和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也就总会有人千方百计阻止改革。比如说，有专家认为“食盐放开后面临品质隐忧”，称“食盐专营放开虽可让百姓享受到低价实惠，但也面临品质如何保证的难题”。重庆市盐务管理局局长陈逸根在接受重庆晚报记者采访时就说，（食盐放开后）肯定会有不法分子将工业用盐当成食盐卖而影响老百姓健康。
专家的话和陈局长的话或许不无道理，但他们的这番话显然枉顾国家法律，也将有关部门置于不义之地。要知道，自1949年以来，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法律体系。比如，《公司法》和《食品安全法》等。而且，我国各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也完全可以履行各自的职责。比如，工商局和食药监局等。
是向食盐专营说“拜拜”的时候了。现在仍然死抱着“食盐放开后面临品质隐忧”观念，如果不是屁股坐在了既得利益集团一边，那么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食盐放开后面临品质隐忧”理论成立的话，那么所有一切都该“专营”：大米、小米、面粉、酱油、色拉油，禽类、水产、猪牛羊肉，哪一样不该“专营”呢？
' />“因民所急”的食盐专营体制要改变2010-01-08食盐是人们须臾不可离开又毫无替代性选择的生活必需品。由于这个原因，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对于食盐是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专营或者专卖政策的。专营或者专卖政策一方面给国家带来巨额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却给老百姓造成极大伤害。唐朝“安史之乱”后财政困难，财政高官刘晏通过向食盐征收重税而取得巨额财政收入，并且洋洋自得地提出“因民所急而税则国用足”的主张，意思是通过向食盐这种老百姓须臾不能离开的生活必需品加收重税，不管因此价格高到什么程度，老百姓都会照样购买。从此之后，“因民所急好征税”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财税理论之一，征税专挑“因民所急”的生活必需品。而食盐这种与空气、水和粮食一样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因为比起空气、水和粮食来，更便于政府控制，所以，千百年来，便成为政府最重要税源之一，一直到清末民初。
上世纪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盐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降低，但是，继续实行的食盐专营制度，其“因民所急”的色彩仍十分强烈。报道显示，“制盐企业出售食用盐给专营盐业公司约为四五百元／吨，而盐业公司往其中加碘只需投入二三十元，但加碘食盐供应给零售终端的批发价即涨至约2000元／吨，零售商卖给普通消费者更涨至1．4元／500克，相当于2800元／吨，前后涨了近6倍”。这样的暴利，今日之房地产行业也望尘莫及。而暴利的根源显然在于垄断。
食盐专营不但给专营者带来丰厚的利润，而由于高价，政府也从中得到不菲的盐税。目前，与其他商品一样，食盐价格中含有增值税、城建附加税和教育附加税等，这些税收接近食盐价格的两成。由于是从价比例税，食盐价格高价，盐税也随之水涨船高。但是，盐税这种高度累退的税收，是一种极不公平的税收，它本质上是一种人头税，即决不考虑纳税人负担能力、人均一份的税收。至为贫穷之人，他每天摄取的食盐也是不能少的。因此，盐税明显具有杀贫性质，因为最没有负担能力的人，也必须负担盐税，这与税收量能负担的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国家的职能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乘“民众生活所急”，以高价谋取利润、抽取税金，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国家的职能，在道德上形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是站不住脚的。因此，食盐专营制度应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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