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夹漈山寻找郑樵当年冥思苦读的足迹，散落在草堂之外的洗砚池、占星台、晒书石，常常令我低回不已。比起经过改造的“草堂”，这些未经雕琢、带着野韵的遗迹，似乎更具历史的“现场感”。今天的人们或许不会想到，正是在这与世隔绝的僻静之处，郑樵为自己开拓了一片多么广阔而热闹的心灵天地。他的研究领域，除了史事史实，还涉及文字、音韵、目录、天文、地理、自然诸科。他不但在各种各样的书本里与“古人”对语，还常常走出草堂，日察风云，夜观星象，“与田夫野老往来，与野鹤晓猿杂处，无论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性情”，并将所感所悟，融入书中。情之所至，也不时吟诗作赋，一吐块垒。用心去体味郑樵当年的生活，我发现寂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环境的，一种是心灵的。有的人整天处于热闹之中，心是寂寞的；有的人整天处于寂寞中，心却是热闹的。正是为了心中的那份热闹，郑樵选择了夹漈山上的寂寞。
海拨只有600多米的夹漈山，是我心中的一座巨山。因为正是这座山，向世人托举起一部让纪昀、鲁迅、顾颉刚等文史大师们激赏的史学巨著。郑樵的《通志》之所以与杜佑的《通典》、马临端的《文献通考》一道被后人奉为“史学三通”，后来还被英国史学大家李约瑟列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参考书，谁能说与夹漈山的创作环境没有关系？这里的宁静使思维清晰，这里的幽婉使史笔深邃，这里的挺秀使立论高远，这里的清新使识见不俗。而夹漈山所昭示的那种甘于寂寞、坚守学问的精神，在今天不是弥显珍贵么？(壶山野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