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上五年级，邻家小妹上一年级，工地的学校办在山的那边，要走很上一段的沟沟坎坎的小路。于是，邻家小妹的父母就让她每天上学放学和我结伴而行。从怯生生跟着我到拉着我的手一路有说有笑，邻家小妹渐渐地从心里把我当成了她的大哥哥。天天手拉着手，同来同往。遇到高兴事的时候，我们会蹦蹦跳跳，一路小跑。遇到不开心的事，小妹则会嘟着小嘴，甩着胳膊，甚至还会坐在地上，蹬着小腿，掉起眼泪。每当这时，我或者离她远远的，不理她；或者躲起来，让她找不着。但，大多数时候，我还是会以哥哥的样子去哄她、逗她，把她背在背上，一会儿就把她哄好了。在她撒娇不耍赖的时候，我也会一本正经地说她几句，教育教育她。
邻家小妹的到来，也给灰蒙蒙的学校带来了一抹亮色。工地的孩子，家庭父母如是双职工，条件稍好，还能穿上母亲自己缝制的衣服，若是单职工则只能穿大人的工装改小的衣服，老大穿小了老二穿，老二穿小了老三穿。一件衣服往往是穿到了补丁加补丁，本色都无法辩认为止，却是每家共同的。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工地孩子的脸上或重或轻总是脏兮兮的，因此每个人因面部状态都有一个相匹配的绰号，鼻涕长挂的叫胡子鱼，眼屎永不净的叫屎壳郎，还有诸如狗肠、矮罗、筷子等等，五花八门，个个倒也十分贴切。
邻家小妹往这群属城乡结合部产品的孩子们中间一站，显然是个十足的异类，她每天穿的衣服总那么新颖合体，件件都是我们这些自打降临人世便跟着父母钻山沟淌大河的孩子们从未见到过或很少见过的，加上她那张白白净净像瓷娃娃一样的脸，就像一位从天上降临凡间的小天使。因为邻家小妹时时处处跟着我并一口一个“哥”（不知何时起“大”字被她省略了）的缘故，我倒成了众人尤其是男孩子们羡慕和嫉妒的对象。
那个年代的水电工地生活从物质到精神都十分的平乏，加上每家的孩子多，大人们每天上班下班忙于生计，除了喂饱自己的孩子，无暇过问其他的什么。但如遇自家的孩子在外面闯了祸，老师或别的孩子的家长告上家来，父母的一顿劈头盖脸的臭揍却是少不了的。家家如此。记得有一天邻家小妹因为生病没去上学，傍晚放学，我和一个绰号叫“泥球”的男孩为路边垃圾堆里的一粒紫色的玻璃球是谁先看到的由争到吵至打，结果泥球的鼻血被打了出来，我的脸上也被划了几道口子。当然最后的结局是那粒玻璃球归属了我。结果在吃晚饭的时候，泥球的母亲，一位高大体胖面黑绰号叫“萝卜干”的女人带着鼻血已经结痂的泥球找上门来告状了。父亲不由分说从门后取出家伙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来按在长条凳上就是一顿臭揍。完毕，泥球的母亲带着泥球心满意足地走了，我艰难抬起头来发现邻家小妹正倚在我家门口同情地望着我，眼眶地蓄满了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