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撰文表示，北京想成为国际化水平的都市，必须要有生态门槛。马路上的车子档次不能太差，人的素质整体水平不能太低，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北京人口激增必须得到有效控制，还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所以，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房价不能再降了，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加大一切在京成本是唯一的生态门槛。（京华时报10月15日）
不知陈贵是否将自己定位于何种群体，也不知凭借他的薪资，是否支撑得起他描绘并力挺中的“三高”。设若陈贵的这一谬论成立，那么不单单是陈贵所在的北京，国内那些正身陷“大城市病”无以自拔者，均可视之如灵丹妙药，大肆清理所谓的特定对象。而善于模仿的更多中小城市亦可照本宣科，亦可假以更多有助于提升本地形象的堂皇理由，将那些“低收入、低素质、低学历”群体拒之于城外。当这些低薪者被赶走后，北京的那些环卫、保安等工作岗位，是否有高学历、高素质者趁势补位。
退步讲，即便不问这些“三低”人员的真切感受，到底哪些人有权利有能力居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呢？以房价为例。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7月份公布的信息，该市四环内房价均价逼近3.5万元/平方米，五环内均价也达到了1.5万元/平方米，一套房子动辄上百数百万元，到底有多少工薪阶层，也包括公务员队伍，能够承受得起如此高昂的房价呢？这还不谈塞满马路的庞大汽车消费群体。不能不提的事实是，正是由于无法容忍房价和生活成本节节飚涨，昔日的高收入、高学历、高素质的白领群体也倍感压力，不得不作出逃离“京沪广”的无奈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