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起，河南省平顶山市将“幸福指数”变化情况作为考核官员的内容之一。就一些群众感到“被幸福”的问题，平顶山市统计局局长牛继庆指出，“幸福指数高并不代表每个公民就幸福了，这只是通过统计学来测量一个地方的社会综合发展状况”。他强调，没让市民参与幸福指数统计，也是出于这个考虑，“把所有个体感受都加进来，都没法做指数了。”（河南商报11月29日）
兴致冲冲地搞了个“幸福指数”，赚足了眼球，实际上对群众个体感受却又如此抗拒抵触。难道群众是否感到幸福，公权亦可一手包办？如果没有普遍个体的深度参与，这样的“幸福指数”评价体系，到底是想反映真实的民意，还只是为了给政绩增光添彩呢？
相较于过去“GDP挂帅”式的政绩评价方式，平顶山市引入“幸福指数”概念无疑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意义。不过，这个30多年前发端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小国不丹的评价机制，其实际操作模式并非平顶山公权包办式的一骑绝尘，反倒自始至终极为尊重个体民意，积极引入群众的意见。如在心理幸福方面，指示器包括祈祷的频率、冥思、自私自利、嫉妒、镇静、同情、大方、挫折及自杀念头。“甚至还将一天的时间进行统计，比如一个人一天花多少时间陪家人，花多少时间工作等。”而就评价机制问题，每两年都会通过全国性问卷调查，然后做出适当修改（广州日报2009年5月11日）
